法里德·扎卡里亚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NN“GPS”节目主持人
近来许多人在听到坏消息时,往往倾向于认为,时间一长问题会自行解决。
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遇到问题时,也喜欢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终将弯向正义。”
然而,尽管出现局部倒退,前进的运动却不会停止——这一假定本身难道没有错吗?
11月11日星期日,更确切地说是11月11日11时,我们纪念了世界最大规模流血冲突结束100周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史的转折点:欧洲四大帝国的崩溃、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兴起、美国登上全球政治舞台。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前进”这一观念的终结。
战争爆发前的1914年,地球村的居民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由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技术革新以及不断扩大的全球化所界定的世界里。
由此广泛流传着一种信念:即便出现难看的趋势线,那也只是暂时现象,很快会被通往进步的前进势头所压倒。
1909年,诺曼·安吉尔在其著作中断言,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需要天文数字的成本,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根本无法想象。
这本题为《大幻觉》的书成为国际畅销书,安吉尔跻身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名人之列,最终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大幻觉》出版仅几年后,欧洲的一代人便在战争的浩劫中被彻底摧毁。
正如当年那样,如今的我们是否也过于安于现实?
确实存在一些持此看法的严肃政治家。
在最近的采访中,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强调:“在因恐惧、国家主义和经济危机而分裂的当今欧洲,我们看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这段时期支配欧洲人生活的几乎一切,正循着脉络、有条不紊地重演。”
此前,在今年初的欧洲议会演讲中,马克龙强调:“我不想属于遗忘自身过去的梦游者一代。”
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著作《梦游者》中指出的,1914年的有力政治家们在甚至未意识到其孤立、渐进的决定或“不决定”会带来多大风险的情况下,被卷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
马克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为应对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合作萎缩所带来的风险,他筹备了11日星期日有60余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巴黎和平论坛。
这些风险真的是紧迫的当务之急吗?
今天的世界比起1920年代更像1930年代。与现在一样,当时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也在积累。我们如今正目睹1920年代特征的民族主义兴起与合作瓦解。并且与现在一样,当时新兴强国也正在崛起。
此外,与墨索里尼关闭进步机构、掌握权力的意大利一样,欧洲的民主国家也受到煽动性政治家的严重压迫。
这一切的中心,是急剧膨胀的大众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它们被用来分裂国家,并排斥作为“真正国家”外衣之外的各种少数群体。
当然,1920年代的压迫让我们有了1930年代。
今天的各种趋势彼此相连。经济增长、全球化与技术在各国之间、乃至在整个世界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
如今是大赚一笔的赢家与一败涂地的输家共存的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速度,使全世界的人产生焦躁:他们的国家与文明也在迅速变化。而他们从那些承诺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变化影响的独裁者身上获得安慰。
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其新著《通往不自由之路》中,明确区分了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乐观信仰“不可避免性政治学”与他称之为“永恒政治学”之间的差异。
后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类领导人所持的观点,他们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武力与狡诈、力量与意志,可以扭曲甚至逆转历史所描绘的轨迹。
斯奈德说明了普京如何拒绝接受与西方携手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并以一系列毫不留情的举措把乌克兰推入无休止的内斗,从而将其解体。
普京也许赢不了。像他那样试图逆转过去进步的人们的努力,可能不会取得胜利。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站在另一边的人付出更多努力。
只是旁观,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历史不是好莱坞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