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大法院本月30日作出判决,认定日本企业对日本殖民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负有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追加诉讼、国际争端可能性等后续举措受到关注。多数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尽管韩国大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但要实现对受害者的实质救济,仍需政府的外交与行政努力先行。
◇比强制执行更倾向于诱导自愿赔偿=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之后,最受关注的是日本企业是否会实际赔偿。有人提出由法院对日本企业留在韩国境内的财产实施强制执行,但法律界人士视其为“最后手段”。因为强制执行将引发相关企业和日本方面的外交反弹,且执行过程中消耗的社会成本过大。实际上,强制征用案被告新日铁住金持有的约3.3%的浦项集团持股,以美国存托凭证(ADR)形式存在,需经美国法院批准等复杂程序。日本企业在日本国内的财产则需当地法院批准,事实上几乎不存在强制执行的可能。这正是政府应尽量维持灵活外交关系、而非与日本强硬对峙的原因。
代理强制征用受害者案件的律师金世恩表示:“目前并未考虑强制执行,正通过当地民间团体等多种渠道接触相关企业,诱导其自愿赔偿”,“计划不是逐案应对,而是尽可能汇集更多受害者的终审判决后一并要求赔偿。”前一天出席“要求解决日军性奴隶制问题星期三示威”的正义记忆连带理事长尹美香呼吁:“(政府)应承认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袖手旁观的行为,并努力让受害者即便在去世之后也能恢复名誉。”
◇追加诉讼,超过时效可能性低=分析认为,今后提起追加诉讼的受害者几乎无需担心诉讼时效。依民法,一般损害赔偿时效为“自知悉损害及加害人之日起3年,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10年”。但韩国大法院在此前判决中已认定,在韩日请求权协定相关文件于2005年2月在韩国公开之前,受害者并不知晓权利的存在或行使权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追加起诉者若主张以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为起点才首次认识到行使权利的可能性,法院认可的可能性很高。受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推动,光州高等法院也将日本三菱重工强制征用受害者第二次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二审宣判日期提前两周至12月5日,韩国国内相关审判正在加速。
受害者已去世的情况下,遗属也可提起诉讼。但由于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受害者或遗属,有人指出政府应积极进行告知。不少受害者因将勤劳报国队等经历视为羞耻,连子女也未告知便去世,且政府目前尚无关于受害者和生存者的准确统计。法院一名相关人士解释称:“是否认定权利行使存在障碍事由属于审判部的裁量权,因此不会一律适用诉讼时效。”
◇向国际法院起诉是“政治表演”=对于日本外务省在韩国大法院判决后立即放话称将考虑向国际法院(ICJ)起诉,多数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政治“表演”,并未赋予太大意义。因为即便起诉,若韩国政府不应诉,审判也无法开庭。此外还有人指出,该法院处理国家间争端,不适用于强制征用损害赔偿这类民事案件。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可能借此展开国际舆论战。大韩律师协会日本殖民时期受害者人权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崔凤泰断言:“国际法院的结果也不具强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