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26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权洪宇专栏] 获无罪判决的崔润喜、郑洪用的名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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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负面的消息越会被长久记住。就像牛马皮上烙下的印记无法消除一样,负面记忆即便并非事实,其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被冤枉当成罪人的当事人变得消极的情况也很多。社会病理学称之为“污名效应(Social Stigma)”。谁会随意给人打上烙印?主要是媒体和检方等做这种事。青少年社会也类似。把同学打上“被孤立者”烙印的孩子,大多是“Iljin”。

参与政府时期,看到刊登政府大规模改组内阁报道的报纸早版时的惊讶记忆仍然清新。在被任命为经济副总理的部长个人简介中,一边说他人际关系好,一边还加上“不读书是其缺点”这样的小标题。介绍新任阁僚或机构负责人的报道突出优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言自明的规则,但该保守媒体或许是厌恶卢武铉政权,对其他部长候选人也大加恶评。15年岁月流逝,如今作为执政党资深议员活动的当时新任经济副总理,据说至今仍会被久别重逢的熟人问“为什么不读书”。

污名效应就是如此持久而可怕。无论是未必故意、失误还是怀有恶意,对散布错误报道的媒体并非没有惩戒手段——不看就是了。媒体公司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理应在市场上受到审判。对于存心持续撰写歪曲报道的记者或报纸、电视台,被读者和观众冷落,从强化媒体公共性的角度看也是可取的。

问题在于,打烙印的主体往往不是忘却责任意识的媒体或不懂事的Iljin青少年,而是政府。为说明调查防卫产业腐败的检方标准何等荒唐,这里转录2015年与合同调查团高层人士的通话记录。“中间调查结果发布称腐败金额为9809亿韩元,这是以挪用金额为标准吗?/不是,是指相关事业费。/那么假设以10万亿韩元预算建设高速铁路。在1万亿韩元规模的工程区段中标过程中,若公务员收受10亿韩元贿赂,腐败规模是10亿韩元还是1万亿韩元?/是1万亿韩元。”

若存在腐败就予以追偿,是作为善意管理者的政府的义务。虽说腐败规模为9809亿韩元,但合同调查团核定的追偿额仅为30亿韩元左右。结果检方大幅夸大了防卫产业腐败的规模。至今仍有不少国民认为“军人们借购买武器之名捞走了近1万亿韩元”。合同调查团(检方)为何进行如此勉强的调查?自前总统朴槿惠强调“防卫产业腐败是通敌行为”之后,调查便获得了推力。若说过度效忠夸大了防卫产业腐败,算过分吗?

正如Seoul Economic Daily近期在防卫事业策划系列中介绍、国会也确认的那样,自20年至2017年因防卫产业腐败站上法庭的34人中,有17人被判无罪(以二审为准)。50%的无罪判决比率远高于一般刑事犯的3%无罪比率。一半的无罪比率还很有可能继续上升。25日,前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崔润喜和前国防科学研究所所长郑洪用等4人在韩国大法院被判无罪。大法院的终审判决能否恢复他们的名誉?考虑到污名效应,看来并不容易。

虽然已作出终审判决,但唯有此案有必要再细看。在韩国型下一代战斗机(KF-X)项目中,与青瓦台民政首席室报告称包括雷达在内的四大核心技术无法国内开发不同,主张并推动国内技术开发可行的前所长郑某等人,因当时青瓦台秘书们的强迫而被推上检方调查的砧板——从防止权力滥用与横暴的层面看,这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事项。当天因其他案件站上韩国大法院法庭的海军上校金某也被判无罪,但包括军校学员时期在内37年军旅生涯的最后3年,他是在被视为罪犯的目光中度过的。

不仅是检方,韩国监查院也成了打烙印的“甲中之甲”。在国产“弓箭手”导弹开发过程中,二级小型分包企业数千万韩元规模的试验用品重复使用疑云,被韩国监查院当作整个项目的腐败加以施压,最终站上法庭的国防科学研究所(ADD)研究团队今年夏天获得无罪终审判决。但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死亡事件。系统总成企业的一名研究员留下“因未能彻底管理分包企业而给ADD研究团队带来麻烦”后自杀。

接连的无罪判决表明我们社会至少还存在伦理与司法判断的客观性,令人欣慰。希望因预先定下结论的检方过度调查或法院判断失误而背上罪人枷锁的情况从此消失。媒体、检方和韩国监查院也理应反省。尽管终审确定无罪,但在从启动调查到经历一审、二审期间被歪曲、被践踏的个人人权与名誉,如今正是我们社会应当关注其恢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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