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25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权洪宇专栏] 获无罪判决的崔润喜、郑洪用的名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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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负面的消息越会被长久记住。就像在牛马皮上烙下的印记无法消除一样,负面记忆即便并非事实,其生命力也异常顽强。被冤枉当作罪人的当事人变得消极的情况也很多。社会病理学把这称为“污名效应(Social Stigma)”。谁会随意给人打上烙印呢?主要是媒体和检察机关等在做这种事。在青少年群体中也类似。把同学打上“被排挤者”烙印的孩子,大多是“Iljin”。

参与政府时期,看到刊载政府大幅改组内阁报道的报纸早版时的惊讶记忆依然鲜明。在被任命为经济副总理的部长简介中,一边说人际关系好,一边还加上了“缺点是不读书”的小标题。介绍新任内阁成员或机构负责人的报道突出其优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但那家保守媒体或许是讨厌卢武铉政权,对其他部长候选人也大加恶评。15年过去,如今作为执政党资深议员活动的当年这位新任经济副总理,据说至今仍会被久别重逢的熟人问“为什么不读书”。

污名效应就是如此持久而可怕。无论是未必故意、失误还是怀有恶意,对散播错误报道的媒体并非没有惩戒手段。不看就是了。媒体机构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理应在市场上接受审判。若是存心持续撰写歪曲报道的记者或报纸、广播,从强化媒体公共性的角度看,被读者和观众冷落也是可取的。

问题在于,打烙印的主体往往不是丧失责任意识的媒体或不懂事的Iljin青少年,而是政府。为说明侦办防务产业腐败的检察机关的尺度有多荒唐,这里转述2015年与联合调查团高层人士的通话记录。“中间调查结果发布称腐败金额为9809亿韩元,这是以挪用额为标准吗?/不是,是相关事业费如此。/那么假设以10万亿韩元预算建高铁。在1万亿韩元规模的工程标段中标过程中,公务员收受10亿韩元贿赂,腐败规模是10亿韩元还是1万亿韩元?/是1万亿韩元。”

有腐败就追缴,是作为善意管理者的政府的义务。虽说腐败规模为9809亿韩元,但联合调查团核定的追偿额仅为30亿韩元左右。结果检察机关等于大幅夸大了防务腐败的规模。至今仍有不少国民认为“军人以买武器为名吞了近1万亿韩元”。联合调查团(检察机关)为何要如此勉强地办案?自朴槿惠前总统强调“防务腐败是通敌行为”之后,调查便加速推进。若说过度效忠夸大了防务腐败,是否言过其实?

正如Seoul Economic Daily最近在防务事业策划系列中介绍、国会也已确认的那样,2011年至2017年因防务腐败站上法庭的34人中,有17人被判无罪(以二审为准)。50%的无罪判决比例远高于一般刑事犯的3%无罪比例。这一半的无罪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25日,崔润喜前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和郑洪镕前国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4人在韩国大法院被判无罪。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能否恢复他们的名誉?考虑到污名效应,看来并不容易。

虽然已有终审判决,但唯独此案有必要再细看。在韩国型下一代战斗机(KF-X)项目中,与青瓦台民政首席室关于包括雷达在内的四大核心技术无法国内自主开发的报告不同,郑前所长等人主张国内技术开发可行并使之得以推行,却因当时青瓦台秘书们的强压而被推上检察机关调查的砧板,这一点从防止权力滥用与横行的角度也应重新审视。当天因其他案件站上韩国大法院法庭的海军金某上校也被判无罪,但他包括军校学员时期在内37年军旅生涯的最后3年,是在被当作罪犯的白眼中度过的。

不仅检察机关,韩国监查院也成了打烙印的“甲中之甲”。在国产“穹弓”导弹开发过程中,韩国监查院把一家数千万韩元规模的二级小型分包企业重复使用试验用品的疑点,硬说成整个项目的腐败,最终被推上法庭的国防科学研究所(ADD)研究团队今年夏天也获无罪终审判决。但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令人痛惜的死亡。系统总承包企业的一名研究员留下“因未能彻底管理分包企业而给ADD研究团队带来麻烦”的话后自杀。

接连的无罪判决表明我们社会至少还存有伦理与司法判断的客观性,令人欣慰。希望因检察机关预设结论的过度调查或法院的判断失误而背上罪人枷锁的情况从此消失。媒体和检察机关、韩国监查院也理应反省。虽然终审获判无罪,但从启动调查到经历一审、二审期间被歪曲、被践踏的个人人权与名誉,如今正是我们社会应关注如何恢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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