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NN“GPS”主持人
贾马尔·卡舒吉显而易见的被杀,向我们透露了有关沙特阿拉伯的某些重要信息。同时,他的遇害也告诉了我们有关美国的重要事实。
先来看沙特阿拉伯的情况。
正如已被多次关注的那样,卡舒吉属于沙特既得利益阶层。他并非沙特王室成员,但出身名门,与高层有着人脉联系。他曾任沙特主要报纸总编辑,为王室效力。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4年前的事。当时我访问沙特,在利雅得和吉达停留了一周,卡舒吉是当时帮助过我的当地人之一。
那时,卡舒吉是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亲信。图尔基长期领导沙特情报部门,曾任驻英国大使,后调任驻美国大使。
作为费萨尔国王的儿子之一,图尔基是名副其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沙特二号人物。
当时卡舒吉已是进步主义者和改革者,但始终选择温和、渐进的路径。
他曾表示担忧,认为过度改革会带来负担。2005年他出席我主持的PBS节目“外交交流”时说:“希望沙特政府对极端分子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但卡舒吉又表示,他“也不希望因急躁的改革而使沙特社会解体”,提出了谨慎的节奏调控论。
在观察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专制主义与现实改革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时,卡舒吉逐渐变得具有批判性,但并未因此转变为极端主义者。
那么,他究竟因为什么被沙特统治层视为威胁?
也许正是因为他在沙特既得利益阶层内部受人尊敬。
据哈佛大学的塔雷克·马苏德所说,卡舒吉事件表明,沙特统治层内部存在着比我们所相信的严重得多的矛盾。
如果确实如此,那将是极其重要的事。
研究过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专制政权崩溃的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构成统治层的精英之间的摩擦,几乎总是政权大范围崩溃的前兆。
历史上,沙特阿拉伯之所以维持稳定,是因为它不是警察国家,而是恩庇国家。
沙特王国以收买批评者和反对者的方式统治,尤其在对付强硬派宗教人士时积极运用这一方法。
阿拉伯之春刚过后,沙特政府也大幅提高对民众的补贴、向公务员发放优厚奖金等,施展收买策略并取得了预期成效。
事实上,阿拉伯之春给出的教训是,正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的例子所示,镇压并不像贿赂那样有效。
然而,以MBS简称为人所知的沙特王储,通过敲诈商人、监禁活动人士、控制新闻媒体,乃至处决专栏作家,把经济、社会、宗教领域的改革与自身权力的强化混为一体,正使沙特的恩庇国家模式急速接近警察国家模式。
姑且不论这类行为的不道德性,为此动用的无情手段从长期看会导致不稳定。
穆巴拉克没能撑住,阿萨德也是在付出统治疆域缩小、且其中大部分被焚为焦土的沉重代价后才勉强存活下来。
讽刺的是,作为极端反伊朗主义者的MBS,与中东地区任何一位统治者都不像,唯独最像那位既是独裁者又受西方精英宠爱的伊朗国王巴列维。
本·萨勒曼是个复杂的人物。他在部分领域引领沙特阿拉伯朝前进方向发展,但在另一些领域反而在加强压制。
然而更大的议题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应建立在个人性格之上。
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观似乎完全植根于他对其他领导人的好恶,从金正恩到安格拉·默克尔和MBS皆是如此。
这种态度的结果,是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政策盲目外包给沙特阿拉伯。
华盛顿事实上一直支持扩大对也门战争、封锁卡塔尔、与土耳其展开尖锐口水战并绑架黎巴嫩总理的沙特王国。而这些举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美国的中东政策应以美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和价值为依据,而它们绝不会与任何单一国家完全一致。
历史上,这意味着美国是受到所有主要国家尊敬的诚实中介人。
正因为如此,亨利·基辛格才得以推行穿梭外交,并把埃及从苏联阵营中拉出来。也正因如此,吉米·卡特在签署戴维营协议时获得了极大帮助。
从比尔·克林顿到乔治·W·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促请阿拉伯友邦推行认真的政治改革,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一切都需要细致、成熟,以及不间断的高水平外交。
而这正是自由世界领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今我们似乎正在腾出这个长期以来占据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