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些主张迁往创新城市或制定城市规划的人先在这里住一住,会不会有所不同?”
“对与生活了30多年的故乡生离死别的员工,至少应该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Seoul Economic Daily为诊断创新城市而直接采访或参与问卷调查的公共机构员工,毫不掩饰地倾诉不满。随工作单位迁往创新城市最长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但因政策而突然离开熟悉故乡所留下的伤痕依然如故。他们并非只是抱怨。随着以子女年幼者和年轻群体为中心、在创新城市定居的员工逐渐增多,他们也积极提出建设性批评和建议:如何完善现有创新城市,若推进第二轮公共机构搬迁应把重点放在哪里。
搬迁机构员工最为苦恼的是定居条件。问卷受访者中,全家一同搬来居住的比例仅为26.5%。四分之三的人成为“离散家庭”或忍受长距离通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创新城市仍“不是宜居之地”。
他们把“教育”毫无疑问地列为吸引家人前来的首要条件。一位任职于全罗南道公共机构、有一名初中生子女的员工断言:“如果把首都圈主要大学设在地方,或者当地有像特殊目的高中那样让人愿意送孩子去的学校,即便特意也会搬过来。”员工们预计,政府虽不能随意迁移大学,但若具备充分的教育基础设施,人口自然会增加,其他民间配套也会随之形成。
综合医院以及交通、购物基础设施当然是“越多越好”。考虑到各创新城市都在诉苦基础设施不足的现实,不少意见认为解决对策不应是在空旷荒地上盲目兴建新城,而应利用既有城市。一位忠清北道公共机构员工提高声调表示:“一到周末人们就像退潮一样流向附近大城市”,“如果当初把地方市中心或既有城市的落后地区作为迁入地,结果会比现在好得多。”
员工们尤其对第一轮公共机构搬迁过程中地方和政界施加影响表示不满。一位大邱公共机构员工强调:“无视业务效率和相关机构集聚效应,以‘分蛋糕’方式分散布置机构,其损害全部由员工和国民承担”,“如果还要追加搬迁,必须把功能层面放在首位。”
经常前往政府部门出差的公共机构员工,将把高铁五松站设在距世宗市车程20分钟位置的做法定为“最糟糕”的案例。一位忠清北道公共机构员工主张:“走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没见过行政城市没有火车站的地方”,“必须防止因地方本位主义和政界影响再出现‘第二个五松站’。”
诉说家庭离散困境的声音也很多。具备区位、基础设施等定居条件是防止家庭离散的先决条件,但因配偶工作而与家人分离的员工呼吁制定另一层面的对策。一位因在大企业工作的妻子无法辞职而成为周末夫妻的蔚山公共机构员工表示:“除非配偶是公务员或在公共机构工作,否则只能两人中一人辞职,或者分开生活”,“既然成了政策的牺牲品,就需要别的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