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瓚4日在国会演讲中表示:“将与政府协商推动122个公共机构追加迁往地方。”李海瓚在其担任国务总理的参与政府时期,就以国家均衡发展为名义主导了公共机构迁往地方。成为执政党代表后,他又预告了“创新城市第二季”,政府也随之启动了筛选迁移对象公共机构的工作。
当类似创新城市第二季的构想出自执政党代表之口,公共机构员工之间随即传出“这不是要建创新城市,而是又要造一座鬼城”的抱怨。一到周末员工便返回首都圈的家中,整座城市空空荡荡,这种气氛被比作鬼城。
全国10个创新城市虽因公共机构大举迁入而形成了基本格局,但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却严重不足。据政府出资机构国土研究院数据,10个创新城市(以邑面洞为准)每1000人拥有的医院、诊所数量为0.86个,远低于全国平均1.33个。大型医院、幼儿园和托儿所等也少于平均水平。由于城市基础设施不足,迁往创新城市的家庭随迁率仅为58%。以光州、全南为例,在居住、便利与医疗服务、教育、休闲这4项定居条件中,除居住之外的3项“不满意”比重均超过50%。尽管如此,李海瓚仍表明将强行推动公共机构追加迁移的意志,迁移对象公共机构的职员之间甚至传出“我们是不是成了地区经济振兴的牺牲品”的不满之声。
行政专家们对政府和执政党的创新城市第二季构想一致表示:“应当反思是否仅从地区均衡发展的视角出发,从而侵蚀了国家整体的效率。”
曾任总统直属地区发展委员会委员的延世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李钟洙评价称:“回顾过去10年,公共机构迁移计划本身是成功的。但仅此而已”,“相对于社会总成本,人口与资源的分散效果微乎其微。”这实际上是把第一阶段创新城市项目定论为“失败”。
包括李钟洙在内的专家们最担忧的是政府部门与公共机构工作效率的下降。即相对于成效,低效过大。他们指出,虽然赞同缓解首尔等首都圈集中化、振兴地区经济的宗旨,但若不考虑业务关联性,仅在物理上把公共机构拆分开来,失去的将更多。若把因长途出差疲劳导致的工作质量下降、业务连续性中断、相关机构间沟通断裂等难以量化的无形低效因素也算进来,为地区均衡发展这一目标正在付出天文数字般的社会成本。
Seoul Economic Daily对迁入10个创新城市的30家公共机构的500名职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46.3%的受访者回答“工作效率下降了”,这与上述指出相吻合。每10名受访者中约有5人表示每周要到其他地区出差1至2次。国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洪性杰指出:“(创新城市培育计划)不能只埋头于地区均衡发展这一个目标”,“也要考量它对国家整体经济有何助益。”
执政党把地区均衡发展当作争取选票的手段,也被指为问题。由于国家大计流于民粹主义,很难看到分析创新城市政策为何成为“失败之作”并将其反映到第二阶段的动向。因为分析问题本身就等于承认政策失败。李钟洙强烈批评称:“在推进公共机构迁移的过去10年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混凝土堆成的工地”,“(执政党代表)又要推动公共机构一刀切式迁移的想法,是陈旧的政治工程学式思维。”
专家们建议,政府不应把公共机构迁移本身当作目标,而应把行政力量集中于把创新城市建成不仅能吸引公共机构、还能吸引民营企业的有魅力的城市。为此必须摆脱仅把基础设施建设视为职员定居必要条件的视角。汉城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李昌远表示:“政府有必要自我反省,政策目标是否变成了公共机构迁移本身”,“不仅要与政府部门协作,还要考虑迁移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而创新城市第一阶段构想未能充分反映这一点。”李钟洙也建议:“创新城市培育应聚焦于洞察人口与资源集中的首尔所拥有的核心要素,并让地方具备这些要素”,“其核心在于文化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