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上调,加上工时缩短,岗位减少了,建筑行业景气还跌到谷底,想挣份日薪太难了。”
距中秋佳节还有五天的19日凌晨4点,在首尔九老区南九老站5号出口前遇到的金亨德(49岁·化名)一边这样说,一边蜷缩着坐下,喝起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500韩元一杯的咖啡。他说自己在结构工程工地摸爬滚打多年,“干工地这30年,今年最难”,并接连叹气。金某诉苦说:“就在两三年前,只要到劳务所来,有10年以上经验的工人还会被抢着请走”,“可今年活儿比去年少了一半,加上中国朝鲜族大量涌入这一行,韩国人反倒更难进工地了。”
最低工资上调加上工时缩短,给就业市场带来的海啸,如今连被称为求职者“最后防线”的日工、临时工劳动市场也一并席卷。今年8月就业人数仅比去年同月增加3000人,危机感不断加剧。同时日工、临时工就业人数为625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7%。政府接连推出的高强度房地产政策使建筑景气更加冰冷,本已萎缩的工地日工、临时工劳动市场正陷入更深的泥潭。仿佛映照出这一情形,作为国内最大日工劳务市场的南九老站一带,浓缩展现了找活儿难如“摘天上星”的韩国经济。
到了凌晨4点30分,南九路站十字路口开始聚集起找活儿的人和前来载人的面包车。其中不少人是为了在中秋节前挣份日薪而来。聚在5号出口前的几名50多岁中期的男子互相点烟,聊着“这个中秋总得给老家的母亲一点零花钱吧”。做代驾因为活儿太少、这天第一次来的李采衡(46岁·化名)说:“因工时缩短收入减少的上班族兼职做代驾、送货,日工和临时工的岗位反倒竞争更激烈了”,“新加入代驾的人当中,不少是因最低工资上调而被餐馆或小型店铺辞退的。”
这天聚在南九路站十字路口的人,粗略看去足有1000多人。其中八成以上都朝马路对面的韩亚银行十字路口走去。大多是中国朝鲜族同胞。人行横道上间或夹杂着中文和带口音的韩语。问了问旁边的工人,他提示说:“通常5号出口这边聚的是韩国求职者,韩亚银行前聚的是中国同胞。”仅韩亚银行前的狭窄路面上就有500多名中国同胞三三两两聚着。有些人因为无处落脚,只好站到附近车道上。
自称在建筑工地干了50多年、什么活都做过的朴春洙(68岁·化名)指着对面聚在韩亚银行一侧的中国同胞,不满地说:“那些家伙把我们的活儿全抢走了”,“都说景气变差,来这边的人多了,可实际上被中国人挤掉后,日薪超过10万韩元的好活儿骤减。”做木工20多年的具京锡(62岁·化名)说,直到最近他还辗转各地方找活儿,因为生计无着才来了南九路站。他抱怨道:“地方上的活儿也已经绝迹”,“地方上好歹还有肯用60多岁的地方,但在首尔只要超过55岁,建筑工地就不愿意要。”
找活儿难,中国同胞也一样。在韩亚银行前遇到的崔华龙(化名)在劳务市场做木工刚过一年多。他说:“不景气找不到活儿、被迫转做日工的朝鲜族劳动力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之间也开始竞争了”,“我上周也只出过两次(工地)。”另一位中国同胞朱贤(化名)叹气说:“马上就是中秋节(中国的中秋),想多往国内寄些钱,可活儿跟不上心意,心里难受。”
5点20分左右,载满工人的车辆驶离南九路一带,没找到活儿的人开始往家走。留下的一名工人拉住劳务所职员问“还有剩下的岗位吗”,听到“今天招人都结束了”的答复后,垂下了头。在劳务所工作的郑佑直(化名)说:“就在一年前,招人往往要到快6点才结束,而在如今这种不景气下,日工市场的活儿也绝迹了,过了5点一点就把需要的人凑齐送到工地。”
面包车全部离开后的6点30分,南九路站5号出口前还剩十来个人,他们说“去吃个早饭吧”,成群结队地离开。在5号出口前又碰见了因在地方找不到活儿而来到首尔的具某。具某把手里的招工信息报塞进垃圾桶,简短地点头示意后走下了地铁站。怀着或许比地方好一些的一丝希望北上首尔的他,肩膀看起来格外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