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幸福指数第1位(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全球性别平等指数第3位(2017年世界性别平等报告),以及最适合母亲与孩子生活的国家第2位(2015年母亲报告)。
这些都是以森林和湖泊闻名的北欧小国——芬兰的亮眼一面。
在芬兰,有未满18岁子女的母亲中,10人里有7人在工作。
尽管要兼顾育儿与工作,芬兰在母亲与孩子满意度都很高的国家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
芬兰人口为554.3万人,仅为韩国的十分之一。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芬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2422万美元,约为韩国(3.2774万美元)的1.5倍以上。这个小国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呢?
#. 父母共同工作的国家,工资也一样吗?
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被视为芬兰最大的增长因素之一。如前所述,在芬兰,有未满18岁子女的女性大多在工作。
也就是说,正如双职工家庭收入高于单职工家庭,因为这是父母共同工作的国家,GDP也就更高。那么男女工资也平等吗?
据去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调查,芬兰男女工资差距为18.1%,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4.3%。但芬兰男女工资差距略大的原因在于从事的职业类别本身不同。芬兰作为IT强国,科技、机械、维修等理工类岗位薪酬较高,而这些岗位大多由男性担任。相反,女性在事务行政、宣传、健康福利等相对低薪的人文类岗位就业比例较高。
也就是说,这并非同一职场内的男女歧视。芬兰商工会议所副会长利娜·林奈因玛(Leena Linnainmaa)表示:“OECD统计是不分职业、职务取平均值的数字,所以显得偏高”,“我们自行考虑职位、职务,在同等条件下调查的结果显示,男女工资差距在3%~5%左右”。
#. 芬兰与韩国女性工资差距的核心是“职业生涯中断”
韩国的情况如何呢?男女工资差距为37.2%,在OECD调查对象国中最高,达到芬兰的2倍。抛开工资差距大这一层面,女性若要保住工作,还需要相当的勇气与思量。观察韩国劳动市场,会出现女性参与率急剧下降的时点,那正是生育与育儿休假之后。
韩国女性中,10人有4人因生育后职业生涯中断而无法重返职场。相反,芬兰女性尤其是母亲们社会参与率高的原因,在于国家积极支持生育与养育。
社会福利部性别平等部门负责人塔尼娅·奥维宁(Tanja Auvinen)将其秘诀归为完善的日托(保育设施)体系。芬兰以法律保障母亲最长3年的育儿休假,但用满休假的母亲并不多,因为即使不休假也能兼顾工作与养育。
芬兰的日托中心相当于韩国的幼儿园或托儿所。入学(7岁)前的儿童任何人都可以入托,保育费用也由国家支持,母亲们因此较少经历职业生涯中断。此外,还设有法律保障,让女性复职后能回到相同的职业类别和职位。
#. 芬兰父亲10人中有8人是育儿爸爸……父母轮流休假并工作
特别是“父亲的育儿休假”被视为女性参与率高的因素之一。按政府政策,若父母同时休育儿假,将一分育儿补贴也拿不到。政府的意图是让父母中有一人工作。因此父亲进入育儿休假时,母亲就去工作。社会保障局(KELA)传播专员拉科宁·海利(Laakkonen Heli)表示:“在育儿方面,产假与育儿休假制度是分开的”,“父亲在妻子产假期间最长可休18天假”。
她还强调:“产假结束后,父母中一人可额外休6个月育儿假,这段期间父母也可以分开使用。”
当然,韩国的育儿、生育支持制度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也不落后。特别是育儿休假为1年,在OECD国家中最长。问题在于这是“名存实亡”的制度。就连制定法律的政府部门,去年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也仅为3.8%。
#. “工作的女性是国家的未来”,应对老龄化的对策是“女性社会参与”
芬兰人口本就不多,十多年前起还经历着快速老龄化。因此芬兰正致力于引导女性参与社会,目的是把母亲们纳入经济活动人口,以防止今后财政收入减少、养老金枯竭的局面。林奈因玛副会长表示:“从2011年起,我们召集女性领导者,面向普通职场女性开展导师计划”,“通过中小学教育政策强调女性参与社会的重要性”。
奥维宁负责人表示:“我认为男女工资差距始于‘性别刻板印象’”,“我们正在推行性别平等教育,让女孩关注数学、科学等理工领域,让男孩关注社会、文学等人文领域”。
当然,因职业选择造成的工资差距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但至少“男性工作、女性专职育儿”这样的社会氛围必须改变。韩国的男女工资差距在OECD成员国中最为严重。母亲们能够尽情工作的时代何时才会到来呢?
※本文在韩国言论振兴基金会的支持下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