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本文为2018年9月17日07:56在高端融合媒体“Signal”上刊发的报道。
“‘韩国折价’现象并非因朝鲜风险而产生。我国市盈率(PER)约为8.7倍,而美国高达17倍。有盈利却不分红的企业,谁会去投资呢。”
9月7日,美国激进主义对冲基金埃利奥特管理公司突然公开了一封信函。这是其致现代·起亚汽车集团的非公开信函,该集团8月曾提出治理结构改革方案,但因市场反对而撤回。要旨很简单:要求提出使股东收益率最大化的治理结构改革方案。市场随即出现担忧,认为美国激进主义(Activism)基金针对现代汽车的攻势再次开始。但现代汽车与埃利奥特的“孽缘”并不仅限于两者之间。美国激进主义基金的攻势,正是片面反映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在箱体内反复徘徊这一现实的案例。
17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高端融合媒体“Signal”采访的KCGI(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Improvement)代表姜声富表示:“持股不足20%的大股东家族左右其余80%,这一现象在全世界以我国最为严重”,“由于大股东家族为承继而进行治理结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输送,即‘隧道效应(tunneling)’,过去10年我国股息收益率甚至不及菲律宾或孟加拉国。”KCGI是曾领导LIG系LK投资伙伴的前代表姜声富于8月创立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专业私募股权基金(PE)。
虽然韩国国内舆论反应冷淡,但事实上美国激进主义基金运动的问题意识与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民主化政策相通。举例来说,假设汇集多位投资者资金开发金矿。运营公司的人偷偷挖了一条隧道,转移少量黄金后被发现。至今转移了多少、若放任下去今后会转移多少,普通股东无从得知。这家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上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交易,自不必言。只是文在寅政府对此举起了鞭子,而激进主义基金则以名分为先,促其把隧道重新填上,差别仅在于此。
正因如此,有主张认为,相较于一时的鞭子,通过激进主义基金的介入活动形成制衡、由此实现市场自净作用,反而是使股东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根本答案。姜代表表示:“这是多数集团传至第三代、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降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随着成长停滞,这类副作用明显暴露出来”,“与其由政府出面,不如提供制度支持,让市场内的制衡机能能够正常运作。”
姜代表解释称,尽责管理守则(Stewardship Code)的引入可能成为转折点。2014年引入尽责管理守则的日本便是代表案例。引入当时日本相关基金规模仅70亿美元,短短两年间扩大至4740亿美元。姜代表表示:“今后无论何种投资,都必须综合考虑环境(Environment)、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治理结构(Cooperate Gervanance)等。”姜代表在LK投资伙伴时期曾投资Yojin建设与Daewon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并取得成功。
姜代表预计,在引入尽责管理守则后市场监督机能正常运作、大企业向控股公司转型告一段落后,股东利益回馈必然增加。他几乎预测,由此韩国折价现象也将自然消失。姜代表表示:“名分是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手段,但跨海而来后变质为投机资本”,“虽然不是一两天能成的事,但会慢慢积累(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