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经济预测模型可信度下降,推进渐进而可持续的政策并不容易,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正是个体经营(自营业)。尤其是产业结构重组等围绕自营业的风险环境要求自营业改善体质,但这只有在具备自营业结构改善的中长期路线图以及支撑其的政策推进体系稳固时才有可能实现。
自营业体质改善的起点,应从成效不佳的政策中汲取新的教训开始。若不能先行作出准确的诊断与处方,就难以摆脱既有政策被扩大再生产的结构性局限。其中,虽体现政府经济哲学但缺乏专业性的政策、丧失推进动力或形同虚设的政策、与现场脱节严重而难以验证实效的政策等,都是政策质量管理流程(诊断、设计、执行、有效性验证、补充)薄弱时出现的典型案例。下面来看处于类似状况或需要政策补充的领域。
首先,金融层面的自营业风险是家庭负债。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暴露于前所未有的低利率环境中,未曾经历削减民间负债的去杠杆过程。未经历这种治愈过程的经济,在结构上难免对负债冲击脆弱。美国经济在经过高强度债务重组后展现出强劲复原力,原因也在于此。
尤其是负债结构健全性薄弱的自营业者贷款,在结构上与家庭负债相互交织,很可能成为引发家庭负债问题的触发器。以今年第二季度为准,家庭负债为1493万亿韩元,而被归类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个人经营者贷款严格来说也是家庭贷款。即包含这部分的实际家庭负债为1864万亿韩元,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也超过100%。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不仅绝对水平偏高,增速相对于收入或增长率也过快。自营业对负债的依赖度越高,资金支持政策的边际效用就越低,结构调整压力必然上升。
更重要的是,跨越家庭与企业部门不断结构化的自营业者贷款,其确切规模与性质难以掌握,难以进行立体分析。除了按机构或统计方式推算约为600万亿韩元左右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是典型的“known unknown”(知道自己不知道)风险。由于数据一致性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民间专家群体只能停留在依赖当局公布的统计或加工资料的水平。
最紧迫的问题是构建能够综合管理、共享、分析自营业统计的大数据“综合数据库”,转向可常态化监测的体制。最重要的是,只有把散落各处的自营业数据汇集于一处,才能实现以数据为基础的政策决策,并弥合现场与政策之间的脱节。仅依赖人和组织的政策,难以切断同一问题隔一段时滞便重演的恶性循环。
接下来看产业层面的风险结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推算以2017年为顶点转入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主导压缩式增长的婴儿潮一代退出经济活动,作为其子女一代的回声一代需要供养的老龄人口正在增加。这也是“退休后做自营业”扎堆现象加剧的背景。因此,“自营业偏重的产业结构”已是无处可避的经济课题。
以去年为准,国内自营业者人数约占就业者的21%,仅与美国(7%)或日本(12%)简单比较,就能直观感受到自营业供给过剩何等严重。在自营业构成上,谋生型低附加值行业、房地产与租赁等集中度高,对经济波动或住房价格冲击十分脆弱。超过60%的3年累计歇业率意味着三家中有两家在3年内倒闭,这直接表明通过市场进行的自营业结构调整压力正逐步上升。比起财政支持等单一维度的应对,更应制定能够管理自营业数量扩张、引导质量结构改善的软着陆方案。
第一,自营业的产业政策应在提高已进入者可持续性的同时,朝减少新进入的方向引导结构改善。在缺乏分行业、分类型的进入与退出路线图的情况下,歇业支持或转换行业等扶持措施的政策有效性难以获得高评价。
第二,作为自营业不良根源的成本结构问题,应寻求能够从本质上改善利润结构的政府层面解决方案。即商铺租金、加盟连锁的收入分配结构等,已可评价为自律调节功能停摆的市场失灵。举例来说,租金方面有必要多角度探讨“利益共享”概念,将承租人的经营活动对商铺价值上升所作贡献的增量予以返还。也就是说,应把既有的承租人之间转让权利金的方式,引导为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价值转移。把合同续签请求权期限延长至10年,并不会改善自营业的成本结构。
第三,应将线下支持体制转变为“开放平台”经济,提高自营业的经营效率。具体而言,应通过求职匹配平台、行业景气分析平台、销路匹配平台、金融解决方案平台等,支持其提高在市场上自主生存的自生能力。
最后,自营业的体质改善要求就业政策范式从创业转向以就业为重点。在产业层面,自营业问题与中小企业就业密切相关。因为只有通过作为就业源头的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才能吸收自营业的超额需求。岗位财政支持应通过准确诊断与处方,集中投向能够转移自营业需求的领域。此外,还应对“中小企业适合行业”高筑大企业进入门槛(例如2000亿韩元以下的市场),为其自生奠定基础。
自营业危机不仅涉及金融,还与产业、收入、就业等政策结构性交织,一旦达到燃点,就可能扩散为威胁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正是必须重新确立能够把自营业体质改善蓝图落实为政策的“自营业指挥塔”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