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4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 应培育地方据点,作为均衡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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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将122家公共机构追加迁往地方的方案,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

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瓒4日在国会演说中表示,将在首都圈的公共机构中,选定依据《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属于迁移对象的122家机构的迁入地区。已着手研究迁移工作的民主党表示并非把122家公共机构全部迁走,但仁川、京畿的地方政府连日谴责迁往地方,自由韩国党也以“意在使首都圈荒废”为由表示反对。公共机构迁往地方始于卢武铉政府2004年1月制定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并加以推进,至去年已有韩国电力等共153家机构迁往地方。赞成迁往地方一方主张,应由国家主导迁移公共机构,打造地方复苏据点,以防止地方消亡。反对一方则反驳称,此前公共机构迁移带来的效果甚微,因此以规制首都圈方式推进均衡发展的方向应当修正。现刊载双方观点。

共同民主党新任代表李海瓒以地方消亡为议题,提出将首都圈的122家公共机构迁往地方。他再次强调以地方分权和创新城市作为地区空心化现象的解决方案。

对公共机构迁往地方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微观、短期目标为中心、强调集聚经济的观点,另一种则是从宏观、长期视角出发、立足于均衡发展理论的观点,大致可如此区分。笔者拟从后者立场展开论述。

非首都圈正面临青壮年人口外流、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企业迁离导致的财政收支恶化与就业机会减少,不仅生活质量下降,更处于地方消亡的严重危机之中。

相反,面积仅占全国土11.8%的首都圈,集中了人口、住宅、企业、地区总产值的近50%。此外,存款与贷款等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占70%,国税占50%,所有房地产价值的65%,百强企业的90%,医疗机构的50%,主要大学约60%,大学生人数约40%,公共机构约33%以上均集中于此。

更严重的是,自1960年代以来为防止这种过密化现象带来的弊害,已推行各种抑制和分散首都圈人口集中的政策,但多项指标显示首都圈的集中化、肥大化仍在加速,弊害已达到严重程度。

首都圈因人口过密,土地与住宅费用、租金、工厂建设及运营成本、生活费等上涨,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加之拥堵成本、环境成本、保健及医疗成本等社会成本上升,对国内外人士的国内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并因成本上升与生产率下降导致国际竞争力减弱。

而且在首都圈人口构成上,经济活动适龄人口比率高、老龄人口比率低,工资指数虽高,但按最高值对比的人均收入(GRDP)明显低于非首都圈,失业率则处于很高水平。

人们曾期待首都圈集中带来的增长会扩散至非首都圈,但与其他地区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偏低,对雇用和就业也未显现积极效果。此外,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结构不断加深,表明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与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并未出现。

住宅价格涨幅方面,非首都圈下跌或持平,首都圈却急剧上升,差距显著。此外,去年住宅价格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倍,为历史最高,住宅价格快速上涨的走势表明住宅市场相对于收入(景气)表现更为强劲。这令年轻人在购房与资产形成上产生被剥夺感与挫败感。高房价、生活费上涨与相对偏低的工资水平及高失业率等,不仅使年轻一代当下的生活质量下降、经济不平等加深,也无法给予其对未来的希望,从而大量制造所谓“三抛世代”“N抛世代”,加剧社会不安。

作为这种N抛世代行为之一的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活动人口减少,与人口老龄化一并引发严重的人口结构扭曲和潜在生产力下降,每1000人的粗离婚率也呈现首都圈高得多的态势。

因此,首都圈只是集中人口与经济力的黑洞,却无法实现再生产,由此已到了不仅要担忧地方消亡,还要担忧因人口减少与经济力萎缩而导致国家消亡的严重局面。

参与政府时期启动的创新城市,其迁入地方的机构与企业数量远远不足,难以具备作为城市的最低自足、自生功能,而在行政与财政层面对地方政府而言也是极为吃力的事业。因此应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机构追加迁移,打造地方复苏据点,防止地方消亡并谋求地方活力化,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

正如人体各部位都均衡健康,一个人才能健康,国家也必须充分利用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资源来发展,才能长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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