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因学会活动有机会访问瑞士楚格州。楚格州效仿美国硅谷,自称是全球加密货币及区块链产业的发源地,并以“加密谷”之名进行宣传。与州政府相关人士及协会、学界人士交流时,我确认了他们对新技术领域持何等开放的态度,心生羡慕。举一例,在与以工科闻名的卢塞恩大学工学院一位专攻加密货币领域的教授会面时,同行的一位我方教授问道,就瑞士通过发行加密货币筹资的加密货币公开(ICO)而言,政府方面如何保护投资者。从我国立场看,这是理所当然、值得一问的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十分出人意料。那位卢塞恩大学工学院教授睁大眼睛看着提问的教授,反问“为什么政府要保护投资者”,令人不禁惊讶。其态度是:政府从未劝投资者进行高风险的加密货币投资,因此为追求高收益而投资的责任理应由投资者个人承担,政府不介入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再把视线转回我国。我国情况如何?一旦传出可以一夜暴富的消息,投资者便如蜂群般涌来。可是做得好、赚得多就视为理所当然,若血本无归,便开始声讨政府为何不监管、放任这类投资。当这些散户投资者的声音变大,媒体也加入,“痛打政府”正式开始,此时政府便通过相关部门发布所谓的应对方案。而该应对方案理所当然地以强力监管相关投资本身、几乎消除一切生事可能性而告终。从这一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竞争力被评为落后于非洲国家,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我国国民错误的意识水平。其实不妨算一算。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我国国民便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政府,并要求其提出应对方案。投资本质上就是承担风险的行为。因此在投资世界里,有人赚钱,必然也有人亏钱。而其中亏钱的人一旦提高嗓门要求政府出台对策,结局除了封锁该投资机会本身之外别无他法。这一过程反复下去,我国金融界除了政府保护的平平无奇的金融产品之外,将什么都剩不下。在利率全球下降最快、又是老龄化国家的韩国,对高收益的渴望比任何国家都强烈,因此一旦传出出现了新的暴利金融产品,资金扎堆现象会更为严重。而这种扎堆现象自然会引发监管机构的担忧,形成恶性循环。要复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金融业比重降至最低的我国金融业,最紧迫的似是重新界定认识:哪些金融领域应由政府保护,例如“存款”;哪些领域应由投资者本人负责,例如“投资”。
此类例子岂止金融。教育方面也不妨算一算。教育中必然会出现学习好的学生和成绩落后的学生。而一旦成绩落后学生的家长提高嗓门要求政府出台对策,结果便表现为全国高中平准化,而这最终不正表现为向条件稍好一些的首尔江南严重扎堆吗?要点在于,我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往往产生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政府绝非万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