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将122家公共机构追加迁往地方的方案,首都圈与非首都圈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瓒4日在国会演讲中表示,将在首都圈的公共机构中,按照《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选定122家迁移对象机构的迁入地区。已着手研究迁移工作的共同民主党表示并非要把122家公共机构全部迁走,但仁川、京畿的地方政府连日来抨击地方迁移,自由韩国党则反对称此举意在使首都圈荒废。公共机构迁往地方始于卢武铉政府2004年1月制定的《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截至去年,韩国电力等共153家机构已迁往地方。赞成地方迁移的一方主张,应由国家主导迁移公共机构,打造地方复苏的据点,以阻止地方消亡。反对一方则反驳称,此前公共机构迁移带来的效果微乎其微,因此以限制首都圈方式推进均衡发展的方向应予修正。现刊载双方观点。
共同民主党新任代表李海瓒以地方消亡为议题,提出要将首都圈的122家公共机构迁往地方。他再次强调地方分权与创新城市是解决地方空心化现象的办法。
对公共机构迁往地方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微观、短期目标为中心、强调集聚经济的观点,另一种是从宏观、长期视角出发、立足于均衡发展理论的观点。笔者拟从后者立场展开论述。
非首都圈正面临青壮年人口外流、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企业外迁导致的财政收支恶化和就业机会减少,不仅生活质量下降,更陷入地方消亡的严重危机。
相反,面积仅占全国土地11.8%的首都圈却集中了人口、住宅、企业、地区总产值的近50%。此外,存款与贷款等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占70%,国税占50%,所有房地产价值占65%,百强企业占90%,医疗机构占50%,主要大学约占60%,大学生人数约占40%,公共机构约占33%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防止这种过密化现象带来的弊害,政府推行了抑制和分散首都圈人口集中的多种政策,但多项指标显示首都圈的集中化、膨胀化仍在加速,弊害已达严重程度。
首都圈因人口过密导致土地与住宅费用、租金、工厂建设及运营费用、生活费等上升,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加之拥堵成本、环境成本、保健及医疗成本等社会成本上升,对内外国人的国内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并因成本上升和生产率下降导致国际竞争力削弱。
而且在首都圈人口构成中,经济活动适龄人口比例高、老龄人口比例低,工资指数也高,但人均收入(GRDP)相对最高值以及失业率均明显低于非首都圈。
人们曾期待首都圈集中带来的增长能扩散到非首都圈,但与其他地区的前后向关联效果低,在雇佣与就业方面也未显现积极效果。同时还加深了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结构,表明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并未出现。
住宅价格涨幅方面,非首都圈下跌或持平,而首都圈急剧上涨,差距悬殊。此外,去年住宅价格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倍,为历史最高水平,住宅价格快速上涨的走势显示住宅市场相对好于收入(景气)。这使年轻人在购房和资产形成上产生被剥夺感和挫败感。高房价、生活费上涨与相对偏低的工资水平及高失业率等,不仅使年轻一代当下生活质量下降、经济不平等加深,也未能给予其对未来的希望,从而大量催生所谓“三抛一代”“N抛一代”,加剧社会不安。
作为这种“N抛一代”行为之一的生育率下降导致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加之人口老龄化,正引发严重的人口结构扭曲和潜在生产力下降,每1000人粗离婚率方面首都圈也明显更高。
因此,首都圈只是集中人口与经济实力的黑洞,却无法实现再生产,已到了不仅须担忧地方消亡,还须担忧因人口减少与经济实力萎缩而导致国家消亡的严峻境地。
参与政府时期启动的创新城市,其迁入地方的机构与企业数量远远不足,难以具备城市最低限度的自足、自生功能,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行政与财政层面也是极为吃力的项目。因此,应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机构追加迁移,打造地方复苏的据点,防止地方消亡,促进地方活力,并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
正如人体各部位都健康,人才能健康一样,国家也必须充分利用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资源实现发展,才能在长期内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