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凡是演杀人的演员,都以杀人未遂抓起来吧。”
这是13日在有关演员赵德济(音)强制猥亵致伤嫌疑即将迎来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报道下的一条评论。随着“Me Too”争议今年初蔓延至演艺、演出界,成为最大争议焦点的赵德济有罪与否,将于当天庭审中作出最终结论。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可避免引发相当大的波澜。
当天下午3时10分,韩国大法院将就演员赵德济强制猥亵致伤等嫌疑进行终审宣判。
赵德济被起诉的罪名是,2015年4月电影拍摄过程中,在丈夫强奸妻子的场景中未经协商撕开女演员A某的内衣、将手伸入其裤中触摸身体部位等强制猥亵致伤。2016年12月一审判决无罪,2017年10月二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须完成40小时性暴力治疗课程。此后赵德济的上诉被受理,案发整三年后将作出最终判决。
▲ 案件核心在于“拍摄现场的特性”和“事前是否商议过”
针对赵德济的“Me Too”举报存在诸多疑点。最大争论点是“在拍摄现场是否可能发生性骚扰”以及“事前是否充分商议”。赵德济与演员A某的立场截然不同,至今仍保持着完全无法缩小的距离。
赵德济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 Star独家采访时主张:“我想反问,导演与男演员串通,在副导演、摄影、音响、灯光等工作人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拍摄,可能吗?”“分镜脚本都已分发,在读本时还专门向演员、导演、女演员所属公司代表、经纪人等所有人进行了说明。”
他接着补充说:“后来(一审之后)女演员和女性团体试图用‘紧张性不动化’来解释此事,但论文已表明这与该案件并无关联”,“看实际影像可以确认女演员并未僵硬。”
赵德济称,在一审获无罪判决后,女性团体开始介入。他主张A某突然开始揭发电影界的惯例、电影界内部的女性问题、电影界内部不合理的状况和弊端。回想当时,他坦言心境:“惨痛到甚至想是否要以死来证明清白。”
▲ 拍摄纪录片影像是否具有证据能力
记录了案件全过程的拍摄纪录影像分析,与对他有利的一审完全颠倒。某影像工程学博士受某媒体委托,在查看按时间截取的影像后提出意见称“赵德济的手看起来难以触及女演员下身”。然而在受A某委托对影像进行鉴定后,他改变立场称发现了六处“推定赵德济的手触及女演员下身的帧”。
赵德济于1月发表正式立场称:“似乎是以委托人A某提供的伤情诊断书为基础重新验证影像,但这是非常主观的判断”,“那份诊断书是案发5日后在京畿道利川一家小型医院按女演员口述、以在抵抗性骚扰时受伤为由开出的两周伤情诊断书,因此是法院判定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资料。”
他接着说:“影像中拍到了导演在A某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表演指导的画面。要求我去亲吻时她甩开,于是我因此感到不快而对A某施暴并强奸,是这样的结构”,“为了营造出想亲吻的感觉而张开嘴,这就是性骚扰吗?这样的人那就不该演戏。”
赵德济还批评了另一位分析该影像的犯罪心理学者的分析。他说:“B教授称‘在带有强制性的接吻场面中,A某推开手后,他表现出不快的样子。赵德济此后似乎出于情绪实施了暴力’,并把我分析为‘权力专断型性暴力犯’或‘剥削型性暴力犯’类型”,“简直荒唐。”
拍摄纪录影像的摄影师的证词也加深了疑问。他说:“因为是影像,与人们的对话原样留存。我当时想把这段片子给赵德济和对方演员看,误会就能解开”,“女演员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有这段影像,二审结束后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种明摆着的谎话。我说要把影像发给她的信息也还在。”
▲ 网民:“一句陈述就把性骚扰的表演变成了真的”
也有部分人对二审判决表示无法理解。二审法院判示:“综合各种情形来看,被告人与其说是有计划、有意图地参与拍摄,不如说是一时冲动、偶发性兴奋而发生了此事。但猥亵的故意并不被否定。”
对此网民纷纷表示:“让人演性骚扰,演了性骚扰就被举报为性骚扰的离奇案件。明明是在事前对好动作的状态下表演,却因‘你做的不是表演而是性骚扰’这一句陈述就变成了真的性骚扰。”还有人把这与最近爆出的“宝贝梦(Bobaedream)性骚扰事件”等联系起来说:“女人的声音是证据,男人的声音是不知反省的加重处罚。”
另一方面,赵德济11日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表最后立场称:“如果韩国大法院足足审视了9个月,那一定是因为二审判决存在很多争议之处,我擅自抱着这样乐观的想法”,“我只是迫切希望仅依据法律和良心作出正确的判决。命运的钟声将会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