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就业政府自居的现政府上台一年后的今天,劳动力市场几近陷入大乱。考虑到往年民间及非农就业者增加约30万人,如今的就业创造能力已减少40万人以上。青年失业者和失业补贴申请人数不断刷新最高值。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主要是弱势群体收入减少,家庭收入不均等程度大幅上升。建国以来首次出现数万名自营业主走上街头抗争。这是继弱势群体之后,中产阶层的一根支柱正在崩塌的信号。令人忧虑的是,预计这一现象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剧。
就业断崖部分源于造船、汽车等主要产业的衰退。但更大程度上是被现政府的反市场政策提前催化的。以收入主导增长这一被误导的框架推进的最低工资急剧上调、非正规职过度转为正规职、工时一律缩短、公共部门膨胀等,都是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因素。因清算积弊之风导致的企业活动萎缩也不容忽视。
政府似乎期待通过将劳资政委员会扩大改组而成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达成妥协来改善局面。从执政党代表提出“只有社会大妥协才能给国民带来希望,才能为民生经济注入活力”也可看出这一点。
然而笔者认为,但愿经社劳委不要成为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的机构。利益相关方通过对话与妥协形成改善方案的方式看似合理,但反过来也很容易变质为阻碍改革的装置。
当前需要的是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体系的推广、允许解雇低绩效者并放松对正规职的过度保护等就业灵活性的扩大、与企业内部调岗相关的职能灵活性扩大等措施。这些都需要劳方作出让步。然而,在对政权拥有话语权、占据各处要职的工会不断将自身要求转化为政策的现实下,经社劳委难以推进有违工会利益的改革。
相反,以“共同富裕的国家”“劳动受到尊重的社会”为旗号的经社劳委,有可能在不触碰工会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变成政府与工会、非正规职、小工商业者代表联手施压大企业作出更多让步的倾斜球场。即便得出对劳资双方均有利的妥协,其成本也很可能以转嫁给全社会成员的方式来承担。
经社劳委所提出的缓解两极分化也是如此。执政层将就业和两极分化问题归咎于大企业、财阀对中小企业的掠夺行为。实际上,受到制度性保护又握有政治力量的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会,才是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要挽救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回归基本。政府应废弃虚妄的收入主导增长框架,推进通过创新实现增长的政策,同时以劳动改革和破除监管来营造激活企业活动的环境。只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增多并成长,就业才会增加,两极分化才能缓解。经社劳委可作为说服利益相关方接受改革措施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