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2 | 세종=임진혁 기자

[雷曼十年 未结束的金融危机<下>]"十年前财政宽裕、利率有缓冲才渡过…再遇危机难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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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财政宽裕,加上利率和货币方面的缓冲垫(安全阀),我们得以推行强有力的危机应对战略,但现在令人深感忧虑。”

前金融委员长全光宇10日在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于首尔中学洞Seoul Economic Daily总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他于2008年3月出任首任金融委员长,在9月15日全球第四大投资银行(IB)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最前线担任“消防员”角色。

近来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经济急剧恶化,继1998年、2008年之后,今年金融危机可能扩散的“十年周期说”广为流传。韩国虽然眼下可见的外汇储备、国家负债等指标看似没有问题,但就业状况已超越冲击、达到惨剧级别,造船和汽车等主力产业陷入危机,增长放缓,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若全球金融危机再度爆发,韩国能否像10年前那样迅速脱身?全前委员长的判断更倾向于“不能”。

10年前的2008年8月,基准利率为5.25%。但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流动性危机后,韩国银行于10月召开临时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一次性将基准利率下调1个百分点。随后从11月起至次年2月连续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2%。仅6个月内基准利率便下调了3.25个百分点,资金流入市场,支撑了经济。与美国、日本签订的货币互换向市场传递出韩国不会重演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的坚定信念,缓解了恐慌。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中心抢先一步的国际协作也是当时克服危机的关键。

凭借这样的应对战略,韩国自金融危机次年2009年起经济增长率转为正值,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恢复最快的国家。但全前委员长认为,如今当年得以提前脱困的核心政策手段已经不足。

全前委员长指出:“长期低利率之下无法再打降息这张牌,同时也没有美元和日元互换。”他表示:“各国都因去杠杆(债务整理)失败而处境艰难,加之特朗普政府对多边合作不感兴趣,10年前作为克服危机支柱的中国反而成了风险因素,面对危机非常脆弱。”

目前韩国的基准利率为1.5%。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今年已两次加息,预计下半年还将再加两次。也就是说美国可能把基准利率从1.75~2.0%上调至最高2.5%,届时韩美利差将扩大至1个百分点。考虑到哪怕1个基点(0.01个百分点)的利差都会引发全球流动性移动,流入韩国的全球资金可能撤出并大举转向美国。因此不断有人指出韩国也应加息,但也有反驳意见认为,在二季度末家庭负债(家庭信用)达到1493.2万亿韩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之际,加息可能把全体国民推入利息负担之中,使本已冻结的内需经济进一步降温。可谓既不能加也不能维持不变。全前委员长强调:“目前没有使用利率这一工具的空间,必须预留应对危机局面的余地。”

全前委员长评价称,货币方面同样不能安心。8月末外汇储备为4011亿美元,达到2008年末(2012亿美元)的两倍,对外稳健性处于良好水平。但一旦风雨来袭,外汇可能如退潮般流出,因此不能安心。被视为外汇安全阀的货币互换对象国中,缺少拥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美国和与之相当的日本,也令人遗憾。全前委员长主张:“虽然通过与加拿大、中国、瑞士等国的互换拓宽了视野,但最重要的关键储备货币恰恰缺席,因此必须加强与美日的合作。”

国际协作能否实现也不明朗。全前委员长表示:“美国正高举本国优先主义,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多边合作或自由贸易协定(FTA)不感兴趣,反而是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

无论对外风险如何加大,只要国内经济基础坚实,就能把影响降到最低。但过去10年间情况反而更加恶化。

“如果说10年前的危机是急性病,那么现在是没有治愈经验的结构性慢性病。”

他特别关注韩国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潜在增长率指最大限度投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不引发额外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可实现的增长率,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基础体力。韩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01~2005年的4.8~5.2%降至2006~2010年的3.7~3.9%、2011~2015年的3.0~3.4%、2016~2020年的2.8~2.9%,持续走下坡路。这意味着增长动力不断衰退。

原因在于结构改革一再拖延,使构成经济增长的投资、劳动、技术创新三大要素无一可依。全前委员长指出:“资本不进行设备投资,劳动刚性拖住了我们经济的后腿。”他还表示:“能否具备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未来引擎的高端产业技术竞争力,也令人怀疑。”

即便如此,全前委员长认为政府仍只推崇收入主导增长,创新增长依旧原地打转。他强调:“10年前曾有人用意为融化的‘melting down’来形容美国经济,但如今美国正享受着全球最繁荣的景气。”他说:“这是促进企业活动与增长的理想政策组合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也是雷曼事件的教训。”意即政府应尽快向市场和企业伸出手。他强调:“遇到气流时飞机也会改变航线,经济政策也应根据情况修正轨道。”

归根结底,平息这些内外危机因素、恢复经济活力的出路在于恢复成长性。全前委员长高声表示:“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和系统升级突破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他说:“需要在结构改革、产业、监管、劳动等整个经济领域改善体质、强化体力的果断创新势能。”

他要求,一旦危机来临,在制度层面应像10年前以强有力的初期应对化解危机那样,采取果断而先发性的应对。他强调:“危机中各部门有机协作、组合政策极为重要。”“必须建立整体性的危机应对体系。”但不可勉强过度应对。他以10年前为例。全前委员长说:“当时曾有人提议像英国和新加坡那样提高存款保障限额。”“但当时并非银行挤兑(存款集中提取)局面,在股价大幅暴跌之际,我判断这可能成为进一步压缩资本市场的信号而产生副作用,因此反对并最终贯彻了这一主张。”意即迅速、充分、果断的应对固然好,但经济政策应对如同活的生物,必须前后兼顾。

曾任首任金融委员长的他还提出,作为抵御经济危机的另一手段,有必要强化作为经济心脏与血脉的金融竞争力。

全前委员长表示:“说我们的金融竞争力是乌干达水平有很多夸张之处,但与制造业竞争力相比确实偏低。”他将金融产业虚弱的原因归结为不合理的监管。他高声表示:“营造适当且理想的监管环境很重要。”“金融当局要做的不是追求更多监管,而是制定更好的监管。”

他指出:“要培育金融产业竞争力,必须克服缺乏一贯性的问题。”全前委员长接着补充说:“外国投资者也总是指出可预测性偏低。”“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弹性地调整监管是好事,但每逢政权更替就反复无常,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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