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逼人的暑气终于在岁月面前颓然坐下。画面上那一抹青蓝,恰如凌晨的风吹在皮肤上的那份凉意——这便是尹仲植(1913~2012)的《早晨》。树枝上一片叶子也不见,似乎是冬天,但从那一边圆圆升起的太阳的黄光散发出温和的气息,让人不觉寒冷,只觉凉爽。远处沿着绿色山脊,曙光结成一条黄色的带子。与山相接之处稍暗,山脚阴影处也垂着一条青灰色的带子。越过原野而来的清晨气息,在围墙上、墙下、院子里、台阶上水平地层层叠叠,传来“我即将到来”的讯息。时间就这样层层落下。清晨破晓的风景,也沿着水平线或地平线,或山的脊线与楼群之间的空隙,横向宽阔地铺开光线而来。对画家尹仲植而言,时间与光所描绘的风景,便是这样构成了“水平层”。他喜爱描绘的早晨、黄昏、夕阳、江边、太阳,以及一系列季节风景画,无一例外都画成层层叠叠。考古发掘现场也依据堆积土层的层位推断年代,难道这就是时间的属性?抑或因为心性温良的画家的眼睛,把一片天空、原野一角、树木与森林乃至一株草都细细扫视过,于是一层一层各自以“层”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早晨与晚霞都朦胧地升起,又渺远地沉没。
尹仲植1913年生于平壤。为便于理解作个比较:他与金焕基(1913~1974)同年出生,李仲燮(1916~1956)是他的故乡后辈。经营碾米厂的父亲说九个子女奔跑玩耍不能嫌窄,便把三栋瓦房打通居住,家境相当富裕。他是第六个孩子、次子,姐姐们主修音乐,他常有机会接触乐器,一度也对作曲感兴趣。但真正把他引向美术院校的决定性契机,是父亲的朋友、画家金观镐(1890~1958)的鼓励。自进入崇实中学起便显露绘画才华的尹仲植,在二年级的1931年向当时的美术登龙门朝鲜美术展览会西洋画部投稿,描绘少女与风景的两幅油画全部入选。第二年、再下一年连续三年入选,于是父亲在来家中喝酒的画家朋友面前忍不住“夸起了儿子”。少年自然而然地把人生航向定在了画家。他赴日本东京的帝国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留学。他还与李仲燮等人一同在白牛会活动,那是当时在东京求学的朝鲜美术学子的结社。1940年毕业,1942年送展朝鲜美术展的《夕阳》入选。据说那是一幅夕照耀眼、既宁静又富乡土气息的夕阳风景。如今已不存,但温暖而强烈的色调与情致自那时起开始确立。
1945年光复之年在首尔举办首次个展时,评论家、已故前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李庆成评价说“作品通篇洋溢着诗的情绪”。画风令人想起亨利·马蒂斯的野兽派,据说他在美术院校就读时的日本老师正是马蒂斯的弟子。风景画中可感受到印象主义式的笔触,人物画等则能感到乔治·鲁奥那强韧黑色轮廓线所迸发的力量。
画家人生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南下与与家人的生离死别。1951年1月4日撤退时全家踏上逃难之路,却在黄海道海州附近与妻子和六岁女儿慧京松开了手。除风景、静物与鸟之外,尹仲植常画的人物画中女子与少女脸上笼罩的哀婉,根源大概就是那次离别。他独自牵着长子的手、背着尚在哺乳的次女向南而行。年幼的孩子吃不上东西又生病,最终怎么摇也再没醒来。一路手腕紧握、一同南下到釜山的儿子大京,成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1953年停战后不久,尹仲植送展在首尔重开的第二届大韩民国美术展览会西洋画部的《秋景》获特选,其艺术实力广为人知。此后在国展屡次入选,自1959年起登上国展推荐作家之位。他不只以画家为业,也执教。在昌德女高,校方特意在小礼堂一侧为他安排了画室。此后经李马铜(1906~1981)推荐成为弘益大学教授。自此他严苛的性格开始显现。与其说是刻薄,不如说是刚直清正;在那个入学托请、评审不公颇为常见的年代,尹仲植连一根针的缝隙都不允许。他在校外绝不替美术院校考生看画,只凭作品苦思三天三夜进行评分。有人说,弘益大学美术学院建立声望的契机之一,便是尹仲植教授严格的评审。
尹仲植自1963年起在城北洞安家。“从凌晨起就因凿石的山鸣而颤抖”、“在刚凿下的石头余温上擦嘴”的,不只是诗人金光燮笔下的《城北洞鸽子》。尹仲植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而生活。为了不伤到比自己年岁更长的大松树,他以给儿子家安置为由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或许因为离散的自己本就是被“移植”的存在,他才那么不愿移动那棵树。他常到户外立起画架写生作画,面对风光时,心中总浮现故乡大同江畔。他风景画中的水平层之所以愈发坚实,或许是因为一压再压的思念凝固了。
画中以鸽子为题材的作品也很多。儿时家里经营碾米厂,还办过酒曲厂,周围聚来许多鸽子,近距离观察并饲养它们的记忆不断延伸为画作。当然,对身为战争一代的他而言,鸽子也是和平与自由的象征。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的《青鸟》,把七十岁的画家终于发现的希望之青鸟与温和的静物一同收入画中。
“秋天是浪漫、哀愁与期待的季节,飞越天空的无名之鸟不断向我们启示对生命与自由的渴望,然后消失。遥远的天空、深邃的森林与灿烂的黄昏啊!清朗的秋天啊!愿长久地赐我真实、爱与信念。”(摘自1975年季刊《画廊》夏季号中尹仲植的文章)
1990年代初,他家中遭窃,挂在墙上的画全部被盗。因为画价实在昂贵。得知此事后,画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坐到画架前作画。墙上并排挂着的是两个孙女的肖像画,他怕孩子们发现画不见了会难过,便忙着在她们察觉之前重新画好——真是位多情的爷爷。
儿子夫妇至今仍居住的老房子里,有一本剪贴簿,里面是一批从未展出过的作品。那是在逃难路上勉强找到的纸上,用铅笔和水彩匆匆画下的逃难风景。画中出现长长排开的逃难队伍、坐在路边喂奶的母亲、开枪的军人等。逃难途中被人民军抓住又获释,遇到国军后站在太极旗下的男子背上背着裹在粉色襁褓里的孩子,指尖还挂着一个小娃。那是画家的自画像,也是亲身经历。以迅疾笔触抓住了瞬间的气息。在缭乱的笔触之间,可读出不愿忘记的苦苦挣扎。年代久远的画至今仍鲜活,或许是因为那份伤痛仍在进行中。
2000年在画廊现代举办的88岁米寿展、2012年在城北区立美术馆举办的百岁上寿展上都推出新作的画家,直到离世前一天仍在作画。几幅小画留作未完成:从不违背“还会再来”“再相见”约定的清晨太阳,以及不变的夕阳与自然。也许故人化作了鸟,绕着大同江畔故乡老宅盘旋一圈之后,才回归天国。时间的力量强大。秋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