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之前,手段与目的未分离的劳动是有价值的。然而经过工业革命,生产与消费分离、劳动分工化,生产效率骤然提升。原本一人一天只能做一套西装的生产力,通过分工可以做出100套以上,社会整体生产力实现飞跃式增长。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劳动价值消失,造成资源浪费,引发财富两极化,进而导致劳资冲突。
高效分工化的劳动没有价值与乐趣。没有价值的他律性劳动只能靠金钱报酬来维持,因此形成了以分工化劳动交换工资的劳动合同。初期出现了企业家谈判力占绝对优势的劳动剥削现象。作为应对之策,个别劳动者组建集体化的工会,投入与企业家的斗争。资本与劳动之间谈判力的平衡随时代反复起伏。如今的韩国可以说是大企业中工会占优、中小企业中企业家占优的两极化结构。
韩国的劳资关系被视为通过斗争夺取的对抗关系,而非做大后共同分配的共同体。韩国大企业工会强大的谈判力,促成了全世界最快的大企业工资上涨。由于压缩式增长过程中潜藏的经营弱点,大企业经营层向工会屈服,并从下游中小企业寻求补偿。由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正交易,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差距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如今已扩大到近两倍。
在全球工资比较中,韩国大企业的工资相对生产率处于最高水平,这一点早已被揭示。没有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就无法期待企业竞争力提升。大企业放弃在国内扩建工厂,转而外逃海外。建设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工厂,实际上是经营者的背信行为。2000年代以后,现代汽车集团未在国内新建工厂。Samsung Electronics(005930)将主要工厂迁往越南等地。这是优质大企业岗位难以继续创造的结构。在企业内部连职能上的灵活性都不具备、连生产线重新配置都无法进行的僵化劳资关系下,大企业工厂的海外建设与全球最高的机器人引进率可视为必然结果。这一切都源于附加价值创造与分配的良性循环结构被破坏。
失去价值的劳动沦为获取工资的手段。为保护劳动者,引入了最低工资与每周52小时工作制。但让我们对劳动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劳动的价值得以复活,附加价值创造与分配的良性循环成为可能,国家究竟还有理由去管控劳动条件吗?德国所认为的好劳动,不是被保护的劳动,而是自律的劳动。能够自主选择劳动的方法与时空,才是好劳动。因此德国排除了基本收入制。因为在德国的“劳动4.0”中,劳动被认知为上天赐予的礼物。比基本收入与缩短工时更重要的是劳动价值的恢复,这才是真正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伴随劳动价值的恢复,最理想的劳资关系应是共同体协作、使附加价值创造与分配形成良性循环的结构。一旦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良性循环链条被破坏,劳资关系便会进入剥削与夺取的对立格局。例如,企图独占企业附加价值的剥削型资本家,与在亏损企业中高喊提高工资与绩效奖金的夺取型工会,两者都是良性循环的破坏者。劳动的报酬应是通过价值创造实现的利润适当分配,而适当分配应与企业长期附加价值增长相衔接。
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各类智能办公技术,使劳动者能够充分认知工作的目的与意义。谷歌这类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技术,更在于恢复结合手段与目的的劳动价值这一作用极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