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stics Korea公布的今年7月就业动向和第二季度家庭收支动向调查令人震惊。与上年同期相比,就业者仅增加5000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五分位收入增速录得两位数,而第一分位收入增速继上一季度之后连续负增长。若考虑物价涨幅,第一分位的实际收入减少得更多。这给政府此前为改善就业与分配所做的努力泼了一盆冷水。
上周媒体围绕公布的就业和家庭收入动向刊发了大量报道。各种因素被提及,其影响正蔓延为政治争议。但现在正是应当警惕消耗性争论、努力准确查明原因的时候。
首先,就业指标自2月起持续恶化,但要准确找出就业恶化的原因,需要更多的就业数据。真相只有一个,但目前无法准确知道什么才是真相。因此,为了哪怕大致作出判断,只能逐一考察所提出的各种因素是否与已生成的就业及相关统计相一致。
Statistics Korea公布的6月经济循环时钟显示,与5月相比,矿工业生产由“回升→上升”,企业景气实查指数由“下降→回升”而有所好转,服务业则“放缓→下降”。10项指数中处于放缓和下降的有7项,与5月的8项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断定7月就业者增幅从6月的10万6000人降至5000人是因为景气恶化,是说不通的。
把就业状况恶化归咎于老龄化也是一样。因为将老龄化变量内部化的就业率,即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而非就业者人数,自今年2月起就在负增长。特别是7月就业率比一年前下降0.3%。相反,老龄化现象明显体现在30多岁年龄层——尽管就业者人数减少,就业率却在上升。
有人指出造船、汽车等制造企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负(-)就业效应,但7月(-12万7000人)制造业就业与6月(-12万6000人)并无明显差别。相反,7月的就业水平比上月增加了2000人。
因此,所提出的这些因素或许可以作为就业环境整体低迷的背景,但不足以解释7月就业仅增加5000人的原因。7月与6月的差异在于,事业个人公共服务业从6月的11万7000人骤降至7月的-1万1000万人。按从业者地位来看,工薪劳动者7月(4万人)的增幅小于6月(11万8000人),非工薪劳动者(自营业者、无薪家庭从业者)7月为-3万5000人,比6月的-1万2000人减少幅度更大。
归根结底,7月仅增5000人的原因,除服务业低迷之外,还剩下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特别是自今年2月起持续减少的非工薪劳动者,提示了自营业创造就业能力萎缩的可能性。
劳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近期不平等的走势与特征》,《劳动评论》8月号)将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家庭比例列为分位收入不平等的最大因素。该报告暗示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本次家庭动向调查中,第一分位家庭的劳动收入和事业收入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连续同比减少、收入不平等也随之恶化,是因为今年以来第一分位家庭的就业状况恶化。
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显然起到了增加属于第一分位的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作用。但同时,也可能构成压缩工薪劳动者与非工薪劳动者合计就业的压力。结论上,从今年第一分位全体家庭收入减少这一点,可以推测因最低工资上调导致的就业减少率大于最低工资的增长率。当然,很难提出明确证据证明最低工资上调引发了更大的就业减少,因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但可以谨慎判断:除最低工资上调之外,是否更难找到别的确切原因。
现在正是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寻找就业恶化原因的时候。因为如果不能通过正确的诊断制定出恰当的应对之策,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巨额政策成本,并原封不动地转为国民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