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出生的K先生就读于地方大学。毕业后,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风波影响就业门槛收窄,加之地方大学的条件难以进入心仪的公司。在求职战线上辗转数年后,他进入一家手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拼命工作了10年。
随着中国产品大量涌入,公司经营恶化,4年前他未能扛过针对高年资员工的裁员。离职后他开设手机门店投身创业,结果只是赔掉退职金便结束了生意。K先生白天做配送兼职、晚上做代驾司机苦苦挣扎,但一想到全租房贷款和上小学的一儿一女的补习费,就感到窒息。
数年前,《他们不出声地哭》一书引起巨大反响。这本副标题为“首尔大学宋浩根教授描绘的这个时代50多岁人生报告书”的著作,以1955年至1963年间出生的约900万婴儿潮一代为对象。成为写书契机的“58年狗年生”代驾司机金明俊,经过工业高中和专科大学后,于1985年以技工身份进入一家中坚建筑公司。作为工龄25年才升任的部长,他在竞争队列中被挤下,最终不得不离开公司。
他比谁都努力工作,但面对收入断崖“冰隙”却束手无策,为了子女不能动用退职金,于是做起了代驾司机。宋教授见到金先生是2012年秋天,1958年出生的金先生当时55岁。而他在两年前就已成为失业者,也就是说53岁便离开了公司。
此后6年的2018年,因经济恶化和企业结构调整等失去工作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40多岁群体。“40代的坠落”在各类统计中得到确认。7月40多岁就业者人数为667.1万人,比一年前减少14.7万人。这是1998年8月(减少15.2万人)以来的最大跌幅。
自2015年11月(减少1.2万人)以来,40多岁就业者人数已连续33个月减少。即便在1997年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也分别只是连续减少10个月和6个月。他们是在20多岁遭遇外汇危机、比前一代更艰难才进入职场的“青年就业难第一代”。整个职场生涯饱受雇佣不安困扰,如今又直接遭受“就业冲击”,在本该旺盛工作的年纪品尝失业之苦。然而在政府的各项对策中,40多岁群体却被边缘化。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投入包括两次就业追加更正预算在内高达58万亿韩元的就业预算,但大部分集中于青年就业创业支援和老年层岗位。
宋教授曾感叹,已过55岁的婴儿潮一代要完全承担赡养父母与抚养子女的责任,是无所依靠的孤独一代。40多岁的人则要问:即便如此,你们50多岁的人不也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吗,而我们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一直站在危险的刀尖上。在那刀尖上,既无法伸手求助,也无法出声哭泣。所以太孤独,太痛。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