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金融委员长、前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
在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对中国经济的警告声正在增大。开启现代经济史新篇章而迅速崛起的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危险征兆,在各处均有显现。贸易战呈扩散之势。面对美国的追加关税,中国虽然也在反击,但与迎来超级繁荣期的美国相比,中国受到的损害必然更大。中国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收支20年来首次出现逆差。更何况,中国正撞上比贸易战对外冲击更为严重的内部经济结构性局限。
今年美国股指上涨,而中国暴跌20%(以美元计),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表现最差。以市值计曾保持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中国股市,本月初被日本超越,跌至第三。美国股市市值超过31万亿美元,是6万亿美元水平的日本和中国的5倍。今年股指跌幅超过中国的国家,大致只有正经历经济危机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由于人民币暴跌等金融体系动荡,以及消费、投资减少导致的实体经济萧靡,认为中国已进入经济衰退期的悲观论正在抬头。
中国经济最大的伏兵是已达危险水位的国家负债。中国总负债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00%,为新兴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过去10年在全球呈现最快增速。国民收入不及发达国家,而负债却增至发达国家水平,财政健全性受损不可避免。中国的负债增加是横跨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复合性问题,控制并不容易,而急剧削减负债又会引发抑制经济活动的恶性循环。随着当局推进去负债,信用紧缩和资金压力使企业违约率激增,银行业不良资产也在增加。
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人》最近一期刊发了关于“天津市坠落”的专题报道,将其作为地方政府过度重复投资与负债增加的典型案例。这是一则令人震惊的报道:中国31个省市中,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率最前列的天津,自去年起跌至末尾。中国版曼哈顿金融中心项目失败,超高层建筑空置率达70%,加之劳动成本上升导致外资企业大举撤往越南和印度,使其遭受直接打击。老龄化带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人口结构恶化,也令形势更加艰难。
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在动摇。为构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项目陷入搁浅危机。勉强推进的项目造成过度负债和恶性偿还条件,对中国“债务帝国主义”的批评正在升温。巴基斯坦、缅甸、蒙古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已达危险水位,78个参与国的平均信用评级处于垃圾债券水平。在此之际,巴基斯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救助贷款因美国反对而受阻,而美国是在IMF和世界银行(WB)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相反,由中国主导设立的金砖国家(BRICS)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效不佳。
凭借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实现惊人“硬件”增长的中国,如今站在岔路口。最大的当务之急是克服内部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但如果不能实现遵守国际社会规范与法律秩序的公民意识,即“软件”的先进化,“中国梦”就会渐行渐远。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正面临批评:其做法背离全球标准,放大了支援独裁政权或环境破坏之类的副作用。
中国正日益像1990年代因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引发的日本“失去的20年”。即便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目前仍然有限,也切忌轻率乐观。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韩国经济先行指数连续15个月下滑、为外汇危机后20年来最差之际,更是如此。近期土耳其里拉事件使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下月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加息已成定局。现在正是降低对中国依赖、全力做好内外风险管理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