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出生的K先生毕业于地方大学。毕业后,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风波影响就业大门变窄,加上地方大学的履历无法进入理想的职场。他在求职战线上辗转数年,后进入一家手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拼命工作了10年。
随着中国产品涌入,公司经营恶化,四年前他没能扛过针对高工龄员工的裁员。离职后他开起手机门店投身创业,结果只赔掉退职金便收了摊。K先生白天做配送兼职、晚上做代驾,苦苦挣扎,但一想到全租房保证金贷款和两个小学生子女的补习费就喘不上气。
几年前,《他们不出声地哭》一书引起巨大反响。这本副标题为“首尔大学宋浩根教授描绘的这个时代50多岁人生报告书”的书,以1955年至1963年间出生的约900万婴儿潮一代为对象。促使他写书的“58年狗年生”代驾司机金明俊,经过工业高中和专科大学,1985年以技工身份进入一家中坚建筑公司。作为工龄25年的晚成部长,他在竞争中被挤下,最终不得不离开公司。
他比谁都努力工作,但在收入断崖“裂隙”面前束手无策,出于为子女不能动用退职金的想法而做起代驾。宋教授见到金先生是2012年秋天,1958年出生的金先生当时55岁。两年前他就成了失业者,也就是说53岁离开公司。
六年后的2018年,因经济恶化和企业结构调整等失去工作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40多岁人群。“40多岁的坠落”在各类统计中得到印证。7月40多岁就业者人数为667.1万人,比一年前减少14.7万人,是1998年8月(减少15.2万人)以来的最大跌幅。
自2015年11月(减少1.2万人)以来,40多岁就业者人数已连续33个月减少。1997年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也只是分别连续减少10个月和6个月。他们是20多岁时遭遇外汇危机、比前一代更艰难地进入职场的“青年就业难第一代”。整个职场生涯都饱受就业不安困扰,如今又直接受到“就业冲击”的打击,在本应旺盛工作的年龄品尝失业之苦。然而在政府的各项对策中,40多岁人群被边缘化。文在寅政府执政后包括两次就业追加更正预算在内投入了高达58万亿韩元的就业预算,但大部分集中于青年就业创业支援和老年层岗位。
宋教授感叹,年过55岁的婴儿潮一代完整承担着父母与子女的赡养,是无处可依的孤独一代。40多岁的人则要问:即便如此,你们50多岁的人不是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吗,而我们从踏入社会那一刻起直到现在,一直站在危险的刀锋上。在那刀锋上,既无法伸手求助,也无法出声哭泣。所以太孤独,太痛苦。 /jmi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