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思考职业方向时,我常在波士顿美术馆看着一幅作品陷入沉思。那是保罗·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30多年过去,如今在思考科学技术领域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未来时,我又想起高更的那幅画和当时的记忆。
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该走向何处。外界有这样的指摘:“研发(R&D)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很高,但优秀论文数量、被引用次数等成果却不理想”“过去引领经济增长的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追赶型研发范式已达极限”“需要研发大革新”。2016年达沃斯论坛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话题,对科学技术的关注与忧虑、革新要求随之增大。作为引领国家科学技术的主干,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角色与发展方向也变得极为重要。
从文化与艺术的脉络回看过去的工业革命,第一次机械革命以浪漫主义为根基,第二次电力革命以现代主义为根基。现代主义可以用“最优化”这一科技用语来表达,为了资源与成本的效率,杀伤力更强的武器、能获取更高收益的技术等科学技术与社会得以发展。第三次数字革命的时代精神是后现代主义,如同当下,多元的社会价值共存并获得认可。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精神将是“混合现代主义”。多元价值观相互结合、互补,形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并最终朝着追求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产业与科技范式剧变的过渡期,对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存在理由、意义以及应追求的价值进行省思,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
第一,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应追求科学技术固有的价值。要重新唤起莱特兄弟、埃隆·马斯克那样的冒险精神,挑战开启新世界的技术开发。
第二,要成为为了人、为了人类、为了社会、为了国民的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应为人性的恢复、人类的繁荣、社会正义的实现、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作出贡献。正如乔治·布拉克所言“艺术在煽动,而科学试图使人安心”,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应让国民安心,并提升生活质量。
第三,要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围绕人工智能(AI)、大数据、区块链等诸多技术,世界各国正争相投入研发。新的科学技术平台将不断出现。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必须快速行动,既成为面向未来社会的技术开拓者(pioneer),同时也成为前哨(avant garde)。
第四,要以科学在世界中树立大韩民国的地位,并在国防与安保领域奠定技术根基。应以科学技术为媒介,在南北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桥头堡作用。
最后,要为国土的均衡发展和地区经济作出贡献。应把垂直分层的地区分院结构发展为网络型,强化相互联动以创造协同效应,并确立为地区特色技术的枢纽。
伴随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重新确立公共机构的角色与责任,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也在思考自身存在的理由以及为国家和社会应发挥的作用。正如“啐啄同时”——为让雏鸡破壳而出,内外一同啄壳,期待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与政府共同求变、开拓未来。
※本文作者作为百想论坛新专栏作者参与撰稿。该理事长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历任国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KAIST计算机系主任、首届韩国HCI学会会长等职。他主导设立了KAIST文化技术研究生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并首次提出了文化技术(CT)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