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8年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难以置信的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育还被视为社会弊病。国家把人工流产手术当作节制生育的手段加以鼓励。令人惊讶的是,这甚至被立法保障,1972年制定的法律就是《母子保健法》。国家甚至为普及避孕术,把身着西式服装的家庭计划宣导员派往全国。为了不让国民生孩子,动用了一切手段加以阻止。
生育直接关系到劳动力,是提高国家经济生产率的大前提。20世纪70年代,是经济增长已走过的轨迹远不及仍需前行的路程的时期。国家为何要抛弃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仅仅是担忧物资短缺吗?
《家族与统治》的作者赵恩珠揭开了其中隐藏的含义。
据她所言,1960至70年代的家庭计划事业并非只是降低生育率,而是为顺畅统治服务的工具。男女在不算晚的年纪相遇,生育一两个孩子,并将其培养为遵守社会规范的成员——这就是最小单位,家庭。朴正熙政权如此执着的家庭计划事业,是为培养顺从成员的统治工具。
作者评价认为,朴正熙政权的家庭计划事业是政治开始介入性生活、怀孕、生育等国民私人领域的起点。并附以这样的说明:“1960年代是我们所生活的当代的直接起源。”
作者更进一步揭示,国家主导的家庭计划事业持续追求与人口再生产相分离的快乐型性意识。
举例而言,为家庭计划而出版的各类书籍和杂志刊载了就夫妻愉快性生活提供建议、肯定女性性欲望的文章,作者分析认为,这最终带来了拥护浪漫爱情与恋爱结婚的“决定性”结果。1.8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