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抹布洗好了。放哪儿呢?”
拿着蓝色抹布的韩彬(13岁,化名)穿过客厅跑了过来。设施负责人尹雪熙(64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望着韩彬的眼睛。“该放在哪儿、怎么放呢?”韩彬似乎自己知道答案,转身跑向鞋柜前的晾衣架。“抹布要用力抖,啪!啪!”随着“啪”的声音,身体也跟着蹦了起来。这是上月28日位于首尔松坡区的团体家庭“星光洒落的村庄”(下称星光村)和“春彩”的情景。
星光村和春彩是尹雪熙自2000年起运营的团体家庭。尹雪熙与每周轮班工作4天的2名保育员一起照顾6名儿童。专门收容女生的春彩里,小学生韩彬和秀英(12岁,化名)、中学生智英(14岁,化名)住一间房,高中生彩英(17岁,化名)和允瑞(18岁,化名)住一间房。本月2日,允儿(化名,出生10天)也新来到这里。她们都是遭受父母严重虐待或被未婚母亲遗弃的孩子。迎来暑假的孩子们在补习班、生态营和心理治疗中各自度过忙碌的一天。
在政府关注团体家庭之前,星光村和春彩就已经收留了孩子。原本经营24小时托儿所的尹雪熙,在某个冬日接过并抱起了一位为躲避丈夫暴力而逃来的母亲的婴儿,这成为契机。照顾数月后把孩子送回了家,但第二天、再第二天,未婚母亲生下的孩子不断前来。这些孩子与她所照顾的学童年龄相同,却既跨不进托儿所的门槛,也无处求助。尹雪熙一个个鼓起勇气收养的孩子们,不知不觉间已填满了25坪和40坪的两栋商住楼。
拥有18年经验的尹雪熙认为,团体家庭的优点在于“家庭带来的自然治愈”。与50多名儿童共同生活、彻底集体化的育幼院不同,团体家庭由6名儿童组成家庭般的围墙。韩彬和智英相识仅一个月就互称姐姐、妹妹,亲密无间。刚满五岁就与妹妹分离的智友(23岁,化名)进入团体家庭后也与妹妹重逢。在同一空间共同吃住的“大妈”的存在,也成为孩子们坚实的依靠。从婴儿时期就看着尹雪熙长大的智勋(3岁,化名),没有尹雪熙在身边连饭都不好好吃。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成为春彩的坚实后盾。首尔市2012年在全国首创儿童共同生活家庭支援中心,免费提供小规模共同生活家庭难以承担的心理咨询治疗、从业人员人权教育、儿童性教育讲座等。深知独自打拼艰辛的尹雪熙在首尔市共同生活家庭条例制定之时强烈呼吁,才促成了这一中心。得益于此,首尔市团体家庭儿童中90%以上能够接受心理治疗。与过去设施负责人独自四处“跑业务”、勉强凑出2至3人咨询费的情形相比,这是巨大的进步。养育儿童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整个村庄的事。
然而,愿意与团体家庭携手的村庄极少。与属于地方分权事业的育幼院不同,团体家庭事业属于国库补助事业,地方政府的支持几乎为零。团体家庭支援中心全国仅有首尔和釜山两处,全罗北道或江原道的团体家庭除了10万多韩元的福利津贴外甚至没有财政支持。设施设立和修缮费用全由设施负责人承担,国家提供的人工费只是没有职级、工龄工资和加班津贴的最低工资水平。在村庄和国家只顾体面的同时,团体家庭每年有40处关门。
自1980年代起取消育幼院的美国、英国、瑞典等国,为了团体家庭的存续大幅增加了村庄网络和财政支持。例如美国密歇根州义务支援团体家庭的运营费和儿童咨询费,并设立团体家庭地区中心负责从业人员培训。瑞典决定到2020年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纳入国内法,并把团体家庭全部转为国家设施。日本在47个广域自治体设立团体家庭支援中心,常设聘用儿童福利师。
归根结底,为孩子们提供良好“家”的核心条件是政府的规划能力和决断。团体家庭支援不足的问题自2007年起持续被提出,但除人工费小幅上涨外没有大的变化。团体家庭预算支援方式也大多是一律只发放津贴,而不思考自立方案。首尔基督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金亨泰表示:“虽说政府在谋求体制转变,但要缩小与育幼院的支援差距,需要更积极的姿态”,“应当首先紧急改变从业人员待遇等恶劣的支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