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4 | 홍승희 기자

安熙正性暴力指控全部无罪…法院“金智恩陈述缺乏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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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刑事合议第11部(审判长赵炳求)在14日举行的该案宣判庭上,对因利用职位地位对秘书实施性暴力而被起诉的前忠南道知事安熙正的全部指控作出无罪判决。

法院认为,与去年7月30日俄罗斯出差期间发生的第一次奸淫行为相关的金某陈述可信度较低,并将此作为无罪判决的主要依据。法院表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最初的奸淫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总体来看,被告人与被害人对其经过和情况的陈述并不一致”。并指出:“被害人主张就最初的奸淫向前任随行秘书倾诉过,实际上当时也确实与前任随行秘书频繁通话,但其具体陈述受害内容与前任随行秘书所听到的内容存在差异”,“仅凭陈述,难以认为公诉事实得到了充分支持”。

法院还认为:“即便按被害人的主张,在奸淫行为之前阶段,被告人的身体接触是拥抱手持啤酒的被害人,言语上则是‘我很孤单,抱抱我’”,“这是否能被视为行使势力令人怀疑”。同时指出:“被害人称自己因极度慌乱到心理上僵住的程度,只能看着地面含糊嘟囔的方式表达拒绝之意”,“但(奸淫后的次日早晨)在俄罗斯努力寻找做被告人喜欢的嫩豆腐汤的餐厅,回国后还前往被告人常去的美容院由美容师打理头发等情况存在”。法院并判示:“被害人不仅在与工作相关人员和被告人的对话中,甚至在与无需刻意做作的熟人对话中,也持续表达对被告人的尊敬与支持”,“综合评价这些情况,被害人主张自己只是忘却奸淫受害、作为随行秘书的工作而努力陪同被告人,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去年8月13日发生的第二次奸淫相关指控,同样未被认定。法院认为:“被告人对被害人说了‘去洗一下再过来’,但从时间、地点、当时情况以及过去的奸淫情形来看,其含义是足以充分预见的。”对于9月3日的第三次奸淫以及今年2月25日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奸淫,金某的主张也未被认定。法院特别就第四次奸淫指出:“当时被告人与被害人往来的Telegram对话,因被害人在此次奸淫后开始收集证据并着手告诉等准备,本应是重要证据,但从其全部被删除等情形来看,被害人的陈述存在诸多疑点。”

对于去年11月26日发生的利用业务上势力等实施猥亵的指控案件,法院也认为“被害人自行使被告人触摸其身体的行为变得容易”,因此与业务上势力相关的5项指控全部未予认定。法院表示:“本案是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成年男女之间之事,未见行使了使抗拒变得困难的物理强制力的具体证据”,“最重要、最核心且事实上唯一的证据是被害人的陈述”。

法院就利用势力奸淫、猥亵的指控表示:“被告人是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被视为下届有力的总统人选,作为道知事又对属于特殊职公务员的被害人拥有任免权,认定为势力是妥当的”,认可两人之间存在势力关系。但就各项公诉事实而言,法院认为综合全盘情况,难以认定金某的性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即虽存在势力关系,但安前知事并未行使。法院认为:“姑且不论利用势力奸淫、猥亵情形下被害人的心理状态如何,并无被告人至少行使了某种势力之类的情形。”

对于5项强制猥亵指控,法院驳回称:“仅凭检察官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存在违背被害人意思、以致侵害性自由的强制猥亵行为。”法院就强制猥亵指控表示:“若如被害人陈述那样持续不时发生性接触,其中仅将记得的代表性事例构成公诉事实,那么这应视为基于业务上上下关系而反复实施的行为,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疑问”,对法理适用的妥当性亦不予认同。

法院随后还说明了作出无罪判断前所考量的因素。法院表示:“利用业务上势力奸淫等以性自主决定权为保护法益”,“依犯罪当时的各种情况,须因行使势力达到压制被害人自由意思的程度、进而发生性自主决定权被侵害的结果,才是可处罚的犯罪”。并强调:“社会上使用的性暴力行为含义与刑法规定的性暴力犯罪含义并不一致”,“社会上对实施性暴力行为者施加的道德谴责,与刑法规定的性暴力犯罪实施者应承担的责任,必须严格区分”。并明示:“这两种责任之间可能出现落差,但只要尚未通过国民共识形成的立法行为对性暴力处罚规定进行体系性整备,司法判断就必须依据严格解释、依证据法则的事实认定以及罪刑法定主义作出结论”。

法院还说明:“法院在判断时也参酌对被害人的性别认知敏感度”,“考虑被害人的冲击、不信、愤怒、挫折以及二次伤害等情况来判断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在证据判断中考虑性别认知敏感度”。

安前知事因涉嫌自去年7月29日至今年2月25日,对其随行秘书、前忠南道政务秘书金智恩实施利用业务上势力奸淫4次、利用业务上势力猥亵1次、强制猥亵5次,于今年4月被起诉。检方在上月27日的辩论终结庭上表示:“被视为有力的下届总统候选人的安前知事,利用了尽心工作的随行秘书的脆弱性,属重大犯罪”,求刑有期徒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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