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12日(当地时间),德国柏林。挤满街道的1000多名市民一边高喊“所有人都是共犯”,一边游行。创建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NSU)的贝雅特·彻佩,因在2000年至2007年间连续杀害包括8名土耳其裔移民在内的10人,当天被判处终身监禁。对于从最后一起杀人案到宣判耗时长达11年的原因,市民们指出是“司法当局的种族歧视”。警方在侦查初期便断定案件起因是土耳其裔内部纠纷,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审问。“所有人都是共犯”的呼喊,是一种反省:杀害土耳其裔德国人的凶手可能是所有德国人。
# “我赢了就被称颂为德国人,输了就作为移民被指责。我在德国纳税,还在2014年世界杯夺冠,却被当作‘另一种人’。”土耳其裔德国足球运动员梅苏特·厄齐尔22日交还德国国家队球衣,并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发表长文,再次点燃了德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争议。他坦言甚至遭到德国政界人士“山羊(蔑称土耳其裔德国人的说法)崽子”这样的语言暴力,这揭示出即便是世界杯明星也无法摆脱歧视。
德国社会因“种族歧视”争议而喧腾。曾是移民包容象征的足球界招牌明星厄齐尔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向国际社会揭示了一个事实:约50年前作为“客籍工人”承担各种苦活、成就“莱茵河奇迹”的土耳其裔,至今仍处在厚重的玻璃天花板之下。如今仍像孤岛一样作为“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生活的土耳其裔移民,与经济、文化上的剥夺感以及反难民、民族主义情绪复杂交织,把德国社会推上了考验台。
在德国8200万人口中估计约达350万人的土耳其裔德国人,是1960至1970年代作为客籍工人踏上德国土地的移民及其后代。原西德为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自1961年起接纳土耳其人。地理上邻近且工资相对低廉的土耳其劳动力,吸引了西德政府。从土耳其过来的客籍工人第一年为6800人,到1973年停止招募工人时累计增至91万人。他们大多在采矿、炼钢等德国人不愿从事的苦累行业工作,为成就“莱茵河奇迹”出了一份力。如今德国街头随处可见售卖土耳其食品的摊位和店铺、以及身着希贾布等伊斯兰传统服饰的女性,这样的风景便由此形成。
问题在于,德国政府只忙于招募土耳其工人,却未能提供让他们在德国社会立足的政策。土耳其工人携家属同行到1970年代才获准,外籍子女的双重国籍则是在安格拉·默克尔第3期执政时期的2013年才被允许。在德国政府一再推迟社会融合政策的同时,苦累行业逐渐固化为“土耳其出身者的职业”,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未见改善。土耳其移民聚居的新科隆地区被视为“贫穷又肮脏的街区”。实际上该地区在德国犯罪率最高,且不会说德语的人很多,早已成为德国境内的孤岛。
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从土耳其移民第一代延续到第二代。在德国出生成长的土耳其裔德国人第二代,至今仍屡屡被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自认是德国人的他们而言,这是追究种族根源的无礼提问。社会、经济歧视也十分普遍。据德国日报《商报》报道,18至24岁人群中完全没有学校毕业证书者的比例,移民出身为12%,远高于德国出身者(4%)。土耳其裔升入被视为“出人头地门槛”的文理高中(Gymnasium)难如摘天上的星。历经曲折进入就业市场后,在求职和升迁中也受到歧视。据WZB柏林社会科学中心上月发布的报告,穆斯林、黑人求职者收到的拒绝通知比白人、基督教申请者高7%。
德国人对土耳其裔的排斥感,是因其强烈受伊斯兰教教规约束、无法与基督教文化融合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所致。但路透社等指出,这种倾向近来尤为加剧。自2014年起蜂拥而入的160万名难民,正在放大对土耳其裔德国人的反感。在低增长固化的情况下,对投入难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心生不满的德国人,对依然贫困的土耳其裔也投以嫌恶的目光。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的恐袭,以及不分难民与既有移民发生的持凶器闹事事件,也是加剧对土耳其裔不安感的原因。土耳其裔居民仿佛被当作“50年前进来的难民”。
在德国被边缘化的土耳其裔,支持在土耳其提升民族主义情绪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加剧了德国社会的不安。在6月举行的土耳其总统选举中,德国的土耳其裔选民投票给埃尔多安总统的比例为65.7%,远超其整体得票率52.6%。相反,德国人则把对土耳其移民的反感表现为对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AfD正把厄齐尔退出国家队的争议用作宣传废除双重国籍制的手段,即“那么喜欢土耳其,就去土耳其而不是德国生活”。德国社会担忧,50年来坚守的自由民主主义与多样性价值是否会被两极撕裂。德国日报《图片报》等主流媒体尖锐指出,厄齐尔相关争议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他与埃尔多安总统会面并营造出和睦景象,从而为“独裁者做宣传”,原因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