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急剧变化。6月12日历史性的朝美首脑会谈之后,原定于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演习被中止。根据今后追加会谈的结果,终战宣言与和平协定签署,甚至驻韩美军缩减的可能性都被提出。因此,要求对国防部推进的“国防改革2.0”按照近期安全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100多年间,全球防务产业最大的转折点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此后随着后冷战进程加速,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国防预算减少了30%以上。发达国家将其视为改善本国防务产业体质、强化竞争力的机会。美国以“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政策实施大规模结构调整,在5年内将防务企业数量减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防务企业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以及诺斯罗普·格鲁曼(第五位)等均诞生于这一时期。英国也依据撒切尔首相的“严厉的爱(Tough Love)”政策,推行禁止防务物资垄断、废除成本补偿制度、国防研究所(DERA)民营化等大规模创新政策。通过这些举措,BAE公司成为世界第三大防务企业,QinetiQ公司则重生为世界70位左右的国防试验评估专业企业。以色列更具戏剧性。凭借所谓“质量优势(Qualitative Edge)”政策集中开发尖端雷达、导弹等战略武器,同时转向以出口为中心的政策。2017年武器出口额(按合同计)竟超过9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的3倍。
在朝鲜半岛安全环境急剧变化之中,我们应当追求的防务产业政策方向是什么?结论是,应将其用作改善国内防务产业体质、强化竞争力的机会。首先,除战略及隐秘(秘密隐藏)领域外,过去左右武器获取与否的需求军种战力化时间紧迫性问题预计将大幅缓解。过去为紧急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相当部分优先采取海外直接引进也是事实。从现在起,即使耗费时间,也应致力于强化国内研发能力。相比单纯的海外直接引进,应通过共同开发或本地生产方式,努力积累技术实力并创造就业。特别是在武器开发时同步开发核心零部件,摆脱“只是贴牌国产”的评价。据产业研究院数据,国内12种主要防务成品中46个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竞争力仅为发达国家的71%。应将此视为摆脱坦克动力包、战斗机发动机、航电装备等高进口依赖度的良机。
出口产业化也需更有力地推进。在具有大规模装置产业特性的防务产业中,确保规模经济是必需的。过去按以内需为主的开发方式,难以开发出考虑全球需求的武器,这是事实。应加强从初期阶段就着眼出口市场的产品开发以及寻找共同开发伙伴的努力。军队作战要求性能(ROC)也应按时代变化以演进方式全面改革,便于应用最新技术、缩短开发周期,从而谋求进军全球市场。因为若南北和平体制构建的基调持续,仅靠有限的内需难以保障防务产业的成长。
如今南北合作与无核化时代正在到来。需要能够明智应对朝鲜半岛安全环境变化的智慧。经过60多年不断努力,韩国已确立为世界第十位的防务产业国家和防务出口新兴强国。在此基础上,应积极利用坚实的制造业实力与第四次产业革命新技术,提高尖端武器体系开发能力、促进出口产业化,从而将其化为改善防务产业体质、强化竞争力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