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企业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俗话说的“老大”是谁?有时是代表董事,有时是社长,也有另设会长并由其作出最高决策的情况。有的情况下另设职业经理人(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也有担任董事会议长的议长职衔发挥最核心作用的情况。
在韩国,法律上的最高决策者与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往往并不一致。尤其在娱乐企业中,这类情形更为常见。
在一般企业生态中,CEO被视为与企业最高经营者同一概念,指由董事会选任的代表董事。有的情况下大股东亲自担任代表董事,也有选任职业经理人的情况。但实际上,把韩国娱乐企业的CEO或代表董事判定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难免有些牵强。
例如,目前SM娱乐的大股东兼创始人李秀满自2010年起退出登记董事之列,职业经理人金英敏从2005年至2017年3月的12年间担任代表董事。大股东李秀满有时被称为“会长”,但根据便利和称呼者的立场,又被称为“老师”、“代表制作人”、“总制作人”等多种称谓。截至2018年,SM娱乐的代表董事为韩世民、南소영(联合代表),子公司SM C&C为李勋熙、金东俊联合代表。前SM代表金英敏是SM集团的总括社长兼董事会议长,同时担任2018年收购的FNC Add Culture(后为SM Life Design)和Keyeast的代表董事。
YG娱乐的大股东兼创始人杨贤硕在上市后也退出了登记董事,其亲弟弟杨旼锡代表自前身杨君企划时期起一直担任代表董事职务。YG娱乐大股东杨贤硕主要使用“代表制作人”这一职衔。
JYP娱乐的大股东兼创始人朴振英登记在册为登记董事,通常被称为“代表制作人”。代表董事自成立初期起便以职业经理人形式由郑煜担任。
Keyeast的大股东、演员裴勇俊在收购公司后的9年间未担任登记董事,2015年起参与登记董事。截至2018年初,Keyeast的代表董事由会计师出身的申必淳代表与经理人出身的裴成雄代表分别担任各自代表的形式运营。此后,2018年3月SM娱乐收购Keyeast之后,由SM娱乐总括代表金英敏与申必淳代表担任联合代表。
大企业也不例外。国内最大的娱乐企业CJ E&M自2011年起由金成洙代表董事担任上市公司代表,并采取在媒体内容、电影、音乐、会展、演出、动画、媒体解决方案等各个部门分设代表的体制运营。以部门代表、事业本部长、总括高管等形式,在各部门作出最高决策的代表或高管另有其人。CJ E&M最近再次与CJ O Shopping合并,CJ集团的许敏会总括副社长被选任为新任代表。
在电影企业方面,独立电影公司大多由创始人兼大股东直接经营,但随着规模扩大,设置职业经理人的情况也呈增加趋势。不过职业经理人大多由亲属或熟人出任,经营独立性是否成立往往模糊不清。CJ、乐天集团、好丽友集团等大企业系列公司大多以职业经理人担任代表董事,但集团出身高管与外部职业经理人的情形分布多样,难以找到一致性。
正因娱乐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代表董事形态多样,要以法律划分来明确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存在一定难度。
董事会决定的重要事项,由议长召集后,董事们聚集以过半数或特别决议作出决策。但在业务上多个部门利益发生冲突时,进行协调并作出最终决策的“老大”角色确实存在。例如,在经纪事业部门,决定是否让本公司旗下演员出演本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并非该部门高管的职责,而是“老大”的分内之事。以韩国企业的情理推测,这类决策多由创始人或最大股东作出。因为职业经理人CEO虽在法律上是最高决策者,但大多是由大股东或创始人设定任期后选任的。
这种创始人或大股东退出登记董事却行使实际支配力的做法,其渊源可在国内财阀企业中找到。对于过去财阀企业掌门人家族不在登记董事名单上的原因,许多专家常举出“规避责任”和“不公开薪酬”。在背后行使权限却不愿承担责任,这种尖锐的目光自国内股市活跃以后便持续不断。实际上,构成董事会的代表董事等登记董事在企业债务或法律纠纷中承担最强的责任。
经济改革研究所2016年分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结果显示,大企业集团掌门人家族高管的平均薪酬为17亿1700万韩元,比职业经理人平均多出约7亿韩元。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在21个大企业集团中,掌门人家族登记为董事的公司比例从2015年的21.7%降至2016年的17.8%,减少了近4个百分点。
娱乐企业的创始人或大股东,是否也想沿袭财阀掌门人的先例?作为投资者,似乎也应关注以全球标准为目标的韩国娱乐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经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