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就监管改革迟缓吐露了沉痛心情。朴会长18日在济州举行的大韩商工会议所济州论坛开幕式前表示:“我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不会厌倦,就是这么迫切,但为何没有效果,让我感到无力与自责。”朴会长不仅出席政府主办的监管改革会议,还频繁出入国会,几乎把门槛踏破。仅向政府提出放宽监管的建议就达40次。
朴会长诉苦称:“好不容易解除十几项监管,另一边却一下推出上百项,企业怎么承受得了。”同时他提议引入监管总量制。这是代表17万工商人士的掌门人提出的务实解法。无独有偶,前一天中坚企业联合会会长姜镐甲呼吁,应让议员立法也像政府立法一样接受监管影响评估,以防不合理监管林立。实际上进入第20届国会后,仅与企业相关的监管法案就涌现了800件。也有统计显示,议员立法10件中有7件是与企业相关的监管。
按政府各部门限制监管总量的监管总量制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曾制定,但没几年便不了了之。2014年引入的类似形式的监管费用管理制也是同样处境。原因在于其只是国务总理训令这一决定性局限,导致监管改革的推动力与实效性下降。关键在于确保监管改革的约束力。英国很早以来就实行增加一项监管便废除另外两项监管。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政府在执政首年也实施了监管费用总量制,取得了每新增1项监管便废除或改善22项现有监管的成果。
监管改革中总统的意志很重要,但仅靠这一点难以保证成效,这在过去的政府中已经得到验证。曾经喧闹一时地说要拔掉监管的电线杆、拔除指甲下的刺,结果却只是敲了敲边鼓。要在监管改革上取得成效,与总统意志同等重要的是构建法律与制度装置。政府也要行动,但当下最需要的是执政党的积极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