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9 | 세종=이종혁 기자

“最低工资1万韩元”目标相同…日本每年涨3%,韩国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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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劳动省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将最快于本月下旬决定自今年10月起适用一年的2018年度最低工资。与将明年最低工资上调10.9%后引发小微工商户强烈反对的韩国不同,日本企业预计涨幅为3%,正从容准备应对方案。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早在去年3月就设定了“最低工资每年上调3%,到2023年实现全国平均1000日元(约10015韩元)”的目标。3%的涨幅是日本自2002年将最低工资改为时薪制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经营界决定予以接受。

相反,韩国虽同样以“最低工资1万韩元”为目标,但与日本不同,劳资矛盾已达极点。文在寅政府去年上台后,最低工资从每小时6470韩元升至2019年度的8350韩元,两年间累计上涨29.1%(年均13.6%)。对连续两位数上调不满的小工商户联合会警告称,如果不对5人以下企业适用低于明年10.9%的涨幅,将于24日召开全体会议并展开街头抗争。在此背景下,有人指出现政府为强行达成“任期内最低工资1万韩元”的政治目标,加剧了劳资矛盾。

安倍政府的“安倍经济学”与文在寅政府的“J经济学”同样都是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来提振经济的收入主导增长论。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是支撑收入主导增长的一根支柱。但推行过程有所不同。日本每年维持1%~3%左右的稳定上升态势。而韩国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维持年均7%左右的涨幅,进入文在寅政府后急剧攀升,引发雇主方的激烈反对。

安倍首相2012年执政后持续要求雇主团体上调最低工资3%,并自2016年起正式落实3%涨幅。相反,文在寅政府去年一上台便强推今年最低工资上调16.4%,明年涨幅也确定为10.9%。而且明年的最低工资,是在因涨幅差异化方案落空而不满的最低工资委员会雇主方代表干脆退出谈判后,由政府任命的公益委员与劳方代表敲定的。

财界有人指出,政府是否更看重政绩而非增长。意即只顾任期内业绩,丧失了在把对经济的冲击降至最低的同时谋求收入主导增长的长期政策设计。一位从朴槿惠前政府起直到去年参与最低工资委员会的雇主委员表示:“无论本届政府还是回顾上届政府,都给人一种实际上是政府方公益委员对涨幅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印象”,“本应由雇主与劳动者决定的最低工资,似乎已变质为政治手段”。

财界和专家还把最低工资决定过程中企业的工资支付能力几乎被忽视,列为韩国区别于日本的问题。日本在最低工资法第3条“最低工资决定三原则”中将雇主的工资支付能力列为其一,讨论过程中会实际考虑企业的附加价值额等。而韩国的最低工资法仅规定要调查工资实况等,并无强制考虑企业支付能力的规定。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难以简单比较韩日两国的最低工资决定方式。日本长期稳定维持较低的最低工资涨幅,也与其200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几乎停留在0%有关。专家分析称,韩国的增长态势不同,从2000年代初中期的4%~5%降至近期的2%~3%水平,因此有较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涨幅的空间。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裴圭植表示:“日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水平相近,但韩国工资差距过大,有必要大幅提高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工资。”他还补充说:“当然,小微工商户因最低工资而不得不担忧立即停业,这给现政府带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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