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宗教迫害离开中东国家来到韩国的K(41岁)先生,过了一年仍对难民制度一无所知。难民法规定应在出入境口岸告知难民申请程序,但出入境管理部门没有任何人告知,机场一角张贴的告示也只有英文和韩文。在工厂工作15个月后才提出难民申请的K先生,被出入境管理部门以“从滞留时间较长看,像是假难民”为由拒绝延长滞留。担任K先生法律代理的公益法中心APIL律师金世珍正准备就拒绝延长滞留的处分向政府提起撤销诉讼。
围绕难民接纳的争论焦点正被收窄为“接纳还是不接纳”。但韩国社会却并不追问那些已被认定为难民者的生活。加入难民公约后24年间,韩国认定的难民为839人。其中26人在突破4%这一竞争率后又再次离开韩国。是什么让他们转身离去?18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的难民团体一致表示:“表面上看难民安置制度似乎很完善,但实际上难民几乎没有语言、就业介绍等自立的垫脚石”,“留在韩国的难民实际上也被推向社会最底层。”
难民在融入韩国社会过程中最艰难的领域是就业。难民法允许难民认定者和申请者就业,但实际求职所需的岗位信息、翻译服务、就业介绍等几乎无处可寻。韩国雇佣劳动部为吸引本国人不愿从事的农渔村或工厂生产线劳动力,会为东南亚外国人介绍工作。但对表示愿意做同样工作的难民申请者,连岗位信息都不提供。甚至出入境管理部门还对难民申请者提出“先写好雇佣合同书拿来就给就业许可”这样荒唐的要求。
被挤出劳动一线的难民只能跑到人力事务所,靠手势脚势勉强找到工作。事实上,Seoul Economic Daily获得的首尔永登浦区大林洞人力事务所“劳务工待岗名单”中,大量登记着30名获得难民认定的G-1签证持有者。人力事务所相关人士透露:“连中国同胞都不去的最差工作,难民会自愿去做。”
当局“自己想办法活下去”的态度在生计费制度上也显露出来。按现行法律,难民申请者在申请后6个月内可获得生计费支援。但去年9942名难民申请者中,申请生计费的仅785人(7%)。原因是大部分难民申请者根本不知道生计费支援制度本身。即便如此,仍有351人因未达到生计费审查标准“脆弱阶层”而落选。
难民再社会化的负担原封不动地落到民间。难民团体“避难处”通过各种渠道为难民介绍农业、帐篷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工作,但情况并不顺利。避难处代表李虎泽表示:“让他们自己去找工作,但由民间来对接岗位耗时很长,需要细致处理的事也很多”,“如果希望难民稳定地融入社会,政府层面就应精细地建立就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