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8 | 세종=이종혁 기자

[劳动专家看改善方案]"分散公益委员推荐权……应像德国一样把决定周期改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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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最低工资确定后,各界不满纷纷爆发,对最低工资制度本身的改善要求也日益高涨。有指出称,实际上是政权而非劳资双方决定涨幅,导致最低工资受到过多政治影响。朴槿惠政府4年间上涨24.2%的最低工资,在文在寅政府仅2年就跃升29%,政权一更替就大幅波动。在此背景下,有主张提出应把最低工资决定权归还给当事方劳动者和使用者,并将最低工资决定周期延长至2年。

据17日政界和财界等消息,以自由韩国党等在野党和保守倾向的劳动专家为中心,“应将最低工资决定周期从现行1年改为2年”的主张正获得支持。理由是每年上调一次最低工资,分析工资上涨对收入分配和就业影响的时间不足。

实际上,5月底Statistics Korea发布称后20%家庭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减少8%,创下历史最大跌幅,围绕这是否为最低工资效应,政府和经济界展开争论,一度引发混乱。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表示:“应像德国那样,以利用物价和生计费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基础,每两年确定一次最低工资”,“这样可以避免消耗性争论,并有充足时间进行效果分析”。

也有不少指出称,最低工资谈判中排除了对就业市场和企业的影响。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朴知淳表示:“由于只强调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功能,最低工资委员会中也很难找到就业、工资专家”,“如果在最低工资法中加入‘考虑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决定最低工资’的条文,就业层面的影响也能凸显出来”。现行最低工资法第1条规定:“为劳动者保障工资的最低水平,谋求劳动者生活安定和劳动力质量提升。”该提议是在此规定中加入“对就业和企业的考虑”。

更重要的是,各界批评决定最低工资的最低工资委员会政治化严重。最低工资委员会由劳动者委员9人、使用者委员9人、公益委员9人组成。劳动者委员由韩国劳总和民主劳总推荐,使用者委员由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中小企业中央会、小工商业者联合会等全国规模的使用者团体拥有推荐权。但在劳资激烈对立状态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公益委员,由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提请、总统任命。这种结构使公益委员难免受政权倾向左右。

朴槿惠政权4年间,最低工资从每小时5210韩元上调至6470韩元,涨幅24.2%。相反,文在寅政权成立后,最低工资从6470韩元上调至明年的8350韩元,两年间跃升29%。这正是最低工资委员会亟需“去政治化”的原因。翰林大学教授崔荣základ——翰林大学教授崔英奇(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指出:“最低工资本应由付钱的人(使用者)和拿钱的人(劳动者)达成协议,如今却变质为政权的政策”,“削弱公益委员的影响力、使最低工资委员会去政治化是最紧迫的课题”。

专家们认为,有必要参照欧洲案例调整公益委员的构成和作用。朴教授表示:“德国最低工资谈判中劳动者、使用者、公益委员各3人参加,3名公益委员完全没有决定权,而且由劳动界推荐1人、使用者推荐1人、劳资共同推荐1人组成。这是政府无法介入最低工资的结构。”

去年担任最低工资委员会负责人的前委员长鱼秀峰建议:“目前公益委员全部由雇佣劳动部推荐,但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韩国保健福祉部等相关部门也应拥有公益委员推荐权,才能任命不偏向劳动界或企业任何一方的委员。”

也有不少意见认为,应重新审视引发此次最低工资委员会僵局的最低工资差别化适用方案。此前最低工资委员会的使用者委员要求对小微工商业者适用更低涨幅,遭否决后宣布不参加委员会。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反驳是,目前差别化最低工资可能导致“另一个最低工资”,且难以制作为计算各行业最低工资所需的生计费、工资现状等基础资料。

专家们主张,按行业虽难,但按地区实行最低工资完全可行,而且有必要引入。全国各行政区划的物价、生活费、平均工资等最低工资核算资料相对容易统计。崔教授表示:“如果参照中央决定最低工资水平后由各地区决定最低工资的日本案例,按地区实行最低工资差别化并不困难”,“考虑到首尔与地方生活费差异巨大的国内特性,按地区差别化最低工资是必不可少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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