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7 | 오현환 기자

[崔荣起专栏] 在尊重劳动的社会与适宜经商的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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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基调是否正在一点点从"尊重劳动的社会"转向"适宜企业经营的国家"?这样解读也有若干依据。今年5月,政府与执政党不顾劳工界的强烈反对扩大了最低工资的计入范围,国务总理则以准备不足为由,将每周52小时工时缩减推迟了6个月。最低工资委员会将明年涨幅定为10.9%,在获得两位数上调这一名义的同时,也为"到2020年难以实现最低工资1万韩元"的调速论增添了分量。文在寅总统表示难以兑现竞选承诺,并干脆致歉。10日访问印度期间与企业家会面时,总统上任后首次表示要打造适宜企业经营的国家。他还承诺将带头解决企业经营的困难,并嘱托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创造就业。这看起来并非只是对企业家的礼节性客套。因为在访问印度前,他曾以内容空泛为由紧急取消了监管改革会议,此后政府与执政党明显强调为创新增长而进行监管改革。

这样的举动,与此前偏向程度令人惊讶的政府亲劳工政策基调明显不同。文总统上任同时便在办公室挂上就业现状板,并以总统第1号指示设立就业委员会,还亲自担任委员长。总统首次到现场也是会见仁川机场公司劳资双方,嘱托实现"非正规职零化"。在人事上他也承受批评,选拔有劳工运动经历者任命至重要公职。而且他多次直接会见劳工界代表,嘱托配合,为积累信任费尽心力。去年秋天还邀请他们到青瓦台,以斑鰶款待,劝说他们参与共同开创尊重劳动社会的社会对话。

此前对就业和劳动政策近乎执着的热情为何逐渐冷却?可能有两个变数在起作用。最大的原因应是每月公布的就业统计。在最初预期就业者增加规模达32万人、而5月和6月连续连突破10万人都很艰难的现实中,很难继续维持尊重劳动社会的热望。而且根据上周公布的韩国银行修正经济展望,即便下半年就业状况略有改善,全年就业者也预计仅增加18万人。对于"就业急剧萎缩全都是亲劳工政策所致"的批评,政府虽抗辩说是被冤枉,但听起来只像是牵强的辩解。

另外,两大劳总的不配合也在将政府逼入困境上起了一份作用。政府积极推进的初期劳动政策大多陷入了劳资复杂利害关系的泥沼。政府试图将公共部门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时,原有正规职就招聘公正性提出质疑,非正规职则要求给予与原有员工相同的工龄级别工资制而表示不满。两大劳总在此过程中只要求政府作出更多让步,并不试图劝说会员节制与让步。在最低工资计入范围调整问题上,他们也不懂妥协。他们以自身要求未被接受为由,甚至愤然退出包括最低工资委员会在内的社会对话桌。他们今后大概会以撕毁最低工资承诺为新的攻击素材来谴责政府,持续对政府的斗争。政府当局者恐怕也开始怀疑,与只有要求和争取、不知节制与让步的对手对话妥协能收获什么成果。

即便如此,文在寅政府也很难不惜失去政治支持基础而急转向打造适宜企业经营的国家。只是为创造就业而进行的监管改革和培育新产业等传统政策手段,或许会停留在比以往更被强调的水平。虽然成功可能性看起来不高,但也有一条路,就是更积极地把尊重劳动的社会与适宜企业经营的国家的政策打包为一体,尝试大妥协。即把保障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动标准、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劳动灵活性与社会安全网、以及为创新增长的监管改革捆绑为一个方案,尝试由国会主导的大妥协。既然反正涉及法律和预算,不如让劳资与执政党在野党聚在一起尝试对话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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