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一辆救护车突然驶入寂静的庆北浦项某派出所。值夜班的崔某(30岁)警长于凌晨2时52分左右流鼻血并失去意识倒地。虽紧急送往医院,但崔警长在20多分钟后死亡。遗属申请认定因公殉职。但公务员年金给付审议委员会以“既无宿疾,体检也顺利通过”“工作年限短且死因不明,无法确认与业务的关联性”为由不予批准。遗属在青瓦台发布请愿文,并在劳务师帮助下抗争6个月后,才获得殉职认定。
曾参与世越号事故善后处理的全南珍岛警察署情报警备系长金某(49岁)警卫,于2014年从珍岛大桥栏杆跳桥自杀。审议委通知不予认定殉职,称“惨案带来的工作压力可以认定,但存在离婚、子女自杀、特别晋升落选等内部原因,也没有抑郁症治疗记录”。遗属同年向首尔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庭抗争后使金警卫的殉职获得认定。
Seoul Economic Daily在6月“护国报勋月”之际采访发现,2013至2017年5年间,警察殉职申请者中仅有53.6%通过公务员年金给付审议委员会的初审。即便身负各种疾病仍承担繁重工作直至死亡,也因无法证明与业务的关联性,约有一半无法获得殉职认定。目前青瓦台请愿板上与警察殉职认定相关的请愿就多达50余件。一位警方人士倾诉:“审议会主要依据勤务日志、行动轨迹等书面材料审查,常常无法考虑重大刑案、112出动、巡逻等疲劳度极高的现场情况”“看到为国服务而牺牲却要打官司才能获得认定的同事遗属,心里非常沉重。”
公务员是否殉职目前由公务员年金公团下属的年金给付审议委员会审查。通常经过2至6个月的审查期决定是否批准。一旦认定为殉职,将根据工作危险程度获得1亿至2亿韩元左右的遗属补偿金,并按死者月收入的38%至43%领取年金。子女也可作为国家有功者子女享受各种优待。
警方人士一致认为,殉职批准之所以严苛,是因为警察、消防公务员等现场职务的工作实态未得到充分反映。审议时会考虑原有疾病恶化的可能性,细致核查申请者平时是否吸烟、服用的药物乃至生活习惯,却常常忽视需不停在辖区内移动巡逻、频繁换班的工作特性。一位警方人士指出:“像脑出血或胰腺癌这类因过劳、压力引发的疾病,仅凭殉职者简单的勤务日志很难证明工作疲劳度。”对此,公务员年金公团人士表示:“考虑到公务贡献度,对现场职务公务员的殉职认定相对宽松”,但也称“死亡事件可能受原有疾病影响,只能主要听取医学界意见后作出判断。”
实际上,2015年凌晨3时左右前往全南地方警察厅上班的朴某警卫,在驾车途中撞上护栏后与后方来车相撞死亡。审议委以“移动路线耗时远超通常所需时间,且抵达目的地是办公室还是宿舍不明确”为由作出不予批准的判定。此外,2016年为踏查管辖地区而登上郁陵岛圣人峰、从悬崖坠落死亡的赵某(50岁)警正,其殉职申请也被驳回,理由是“事故时间未被记录为加班,且有周边人士称其‘是去登山的’”。两起案例最终都由遗属补充材料申请复审,数月后被认定为殉职。
遗属的痛苦不止于此。不仅心理上煎熬,稍有不慎还要投入漫长的诉讼战。资料准备和费用全部由遗属承担。依刑事诉讼法,嫌疑人可获得公设辩护人制度保障,但在以国家为被告的行政诉讼中,起诉方无法以国家预算获得法律服务。连亲人死亡都难以接受的遗属,为了亡者的名誉而四处奔走寻找尸检意见书、勤务日志等,身心俱疲。实际上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组曾试图联系通过行政诉讼等获得殉职认定的遗属,但均以“身心疲惫”为由被拒绝。
不过,自今年9月起,现有的殉职、公伤审查及批准体制将进行改革。首先,审查职能将从公务员年金公团移交至人事革新处的灾害补偿审议会,并以现场调查取代书面审查,扩大危险职务的殉职认定范围。东国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郭大庆强调:“亡者为国家工作数十年,国家却以种种理由在殉国认定上吝啬,遗属会产生强烈的被背叛感”“应把持续暴露于危险和疲劳中的现场职务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积极反映到审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