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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器人企业A公司于2014年成功开发出步行康复机器人,但受新医疗技术评价制度阻碍,销售举步维艰。这款帮助行动不便患者康复的机器人,至今仅售出7家医院。由于步行康复机器人未被认定为新医疗技术,只能适用现有的医保收费标准。对医院而言,在收费标准偏低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花费数亿韩元购买机器人。即便是已购入机器人的医院,也是依靠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为促进新技术应用而提供的国家研究课题资助,才勉强促成了销售。该公司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以与现有康复治疗师所做的并无大差别为由,医疗器械许可获得通过,却未能通过新医疗技术评价”,“一边把它当作新技术予以支持,另一边却不认定为新医疗技术,这种政策不协调让人憋闷”。
原定27日举行的第二次监管改革检查会议因各政府部门准备内容不足而延期,创业与风险投资界对此表达了挫败感。因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领域,速度就是竞争力,而在各种监管阻碍、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人们再次确认了政府的“无所作为”。由于监管改革迟缓,面临竞争力削弱乃至产业生态崩塌危机的行业不止一两个。典型领域就是共享乘车。曾作为“韩国版优步”受到关注的共享乘车初创企业“Poolus”,通过“上下班时间选择制”将原本仅限早晚运营的拼车服务加以扩大,但因出租车业界反对和政府态度消极而陷入困境。最终近期出现了Poolus代表金泰镐辞职、员工70%被裁的局面。
韩国创业论坛代表崔成进表示:“海外初创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价值1万亿韩元以上的初创企业),而经营同样服务业的国内企业却经营困难,业务只能有限展开”,“如果等国内初创企业全部倒闭之后再改善制度,海外企业就会取而代之”,语气中充满惋惜。
无人机产业也是扶持政策与监管相互冲突的典型领域。政府称要把无人机培育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但现场却因细密的监管而怨声载道,称无法尽情拓展业务。工业用无人机开发企业D公司的代表表示:“要提高无人机性能,必须经过数千次试飞来积累和分析数据,但在国内受航空安全法限制,连尝试都做不到”,“技术水平尚落后于美国、中国等无人机先进国家的我国,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跃升为世界前五的无人机国家”。
医疗器械和生物制药领域也因正面清单式监管而备受折磨。以基因检测市场为例,国内仅有12个类别、48个项目可作为检测对象,而美国对检测对象没有限制。美国允许所有对象,采用事后监管方式,完全取消了对企业行动范围的限制。国内基因检测企业曾向政府建议放宽此类监管,但目前仅组成了政企联合放宽监管协议体,持续讨论而已。
将金融与信息技术(IT)结合、为金融业注入创新的金融科技企业,也因过高的监管壁垒而无法向客户提供便利服务。非面对面开户就是一例。一位要求匿名的金融科技企业代表诉苦称:“目前要非面对面开设使用我们服务所需的账户,必须经由其他金融机构的应用程序,而营业时间之外无法使用”,“不仅银行,第二金融圈也可以24小时非面对面开户,唯独金融科技企业因金融当局的监管,只能向客户提供不便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