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超过15万名个体经营者加入的韩国最大个体经营者网络社区“因为痛所以是老板”上,23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提议。该社区请成员上传今年1月至6月22日与上年同期相比的销售额增减情况,共有143人参与,表示销售额同比下滑的受访者比例竟高达62.18%。其中超过一半的个体经营者表示销售额下滑20%以上。这一幕直观地展现了被逼至悬崖边缘的个体经营者的今天。
在缩短工时实施前两天的29日,Seoul Economic Daily记者走访的现场,商户们的叫苦声此起彼伏,有人诉苦“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撑下去”,也有人批评“这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政府”。
在汝矣岛经营餐厅已第9年的全必洙(化名)一见到记者便先叹了口气。他刚开店时,晚上7点至8点的高峰时段人山人海,排队能排到商业楼的洗手间前,如今不仅没有预约,一半以上的桌子都空着。全某声音发颤地说:“可能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感觉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时还要艰难”,“景气变差,销售额持续下滑,如果从7月起连聚餐也没了,简直无法想象会变成什么样。”
在附近经营鳗鱼店的李淑子(化名)情况更糟。与其他餐饮品类相比价格较高的鳗鱼,聚餐等晚间生意占绝对比重,两年前金英兰法实施后客人已经减少,如今又因缩短工时进入“没有晚间客人的生活”,困难进一步加剧。原本靠老顾客每天还有几单的晚间预约,从7月起几乎全部消失。他展示的预约簿上,7月的预约仅有1单。
衿川区加山数字园区附近的个体经营者脸上也满是愁容。加山数字园区是典型的写字楼商圈,周边企业的动向直接体现在销售额上。在汝矣岛和加山数字园区等共四处经营烤肉店的罗贤植(化名)已经把其中一家门店挂牌出售。他说:“所有门店本月销售额环比减少30%”,“汝矣岛有很多300人以上的企业,销售额下滑趋势明显,我们店周边不收转让金放出的店面大幅增加。”在加山数字园区站附近经营韩餐馆的安敬标(化名)描述称:“原本在这里的LG系列公司搬去了麻谷,衣恋集团也决定不再周六上班,客人大幅减少”,“一栋楼里就有40家餐厅,这一地区商圈已经过饱和,加上人工成本和食材价格上涨,10家餐厅里有两三家在关门。”在同一栋楼经营牛肉汤店的崔光洙(化名)一见到记者就苦笑着说“难受得要命”。他表示:“我是左派,但最近每次看到保守倾向的报纸报道最低工资上调或缩短工时导致景气萎缩,心里就火冒三丈”,“统一也好,足球也好,但希望先解决我们这些平民的吃饭问题。”
夜间销售占比较高的酒馆、练歌房等销售额下滑也很明显。在光化门附近经营练歌房的郑明焕(化名)提高声调说:“从MeToo运动最猛烈的时候起,来店的客人数量就明显减少”,“说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MeToo事故’,但站在生意人的立场上真想吐血。”由于研讨会不被计入正式工作时间而受到连带冲击的培训设施、民宿等住宿业者,在旺季前也在暗自发愁。在京畿道杨平经营专做研讨会的民宿的李俊熙(化名)说:“仅去年,在正式暑假前来开团建活动的团体客人还很多,但下个月团体预约只有两三单”,“在考虑是否要拆掉足球排球场、研讨室等专用设施,改成家庭客人设施,但个人客户民宿市场也已饱和,不容易做决定。”
虽然政府决定就缩短工时给予6个月的指导期,但企业现场担心成为违法的示范案例,纷纷下达禁止聚餐令等积极应对。新世界集团在今年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制之前,就已引导聚餐只进行第一轮即结束。乐天集团也在推行“119”运动,内容是至少提前一周通知聚餐、第一轮结束、9点前收场。即便是不适用缩短工时的企业,也顺应社会氛围而节制聚餐。在员工200人规模的信息技术(IT)公司负责员工培训的李惠兰(化名)理事说:“原本各团队每月聚餐1次,公司全体每年1次研讨会,今后正在考虑把晚间聚餐改为午餐聚餐,研讨会从两天一夜改为当天往返”,“我认为共享公司发展方向和愿景的聚餐或研讨会很重要,但在缩短工时这一议题面前,这些也只能被排到后面。”
个体经营界高声表示,政府的收入主导增长论要负最终责任。韩国餐饮业中央会首尔市协议会会长李根载以强硬语气批评:“只有劳动者实际收入提高,个体经营界才能生存,但政府强行推进最低工资上调和缩短工时,反而掏空了上班族的钱包”,“事实上这不是收入主导增长论,而等同于‘低增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