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民的精神界定一个国家的极限,劳动界的精神也将界定我国就业文化的极限。眼下的现实如何?意识形态之争与年复一年的春斗,大企业直营工会会员与被其区别对待的合作企业员工,以及与非正规职、日工之间的歧视,劳动的阶级化、劳动贵族的政治化已蔓延开来。此外,就连对经营层和高管违法行为的预防与应对,部分工会领导层也当成了黑色交易的一种手段。
如今必须努力让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价值与精神在劳动界扎根。在基本层面上,应在推动劳动阶层水平化、激发连带意识的同时,具备重新调整自身生活的勇气。要摆脱只顾自家人吃好过好的组织利己主义,以普遍层面上劳动者或这片土地上普通百姓的良识,果断与主流势力一直犯下的失败诀别。
只有劳动界领袖回归初心,真正的变化才可能发生。劳动界需要自行确立面向自身的监督、批评与制衡规则,实现体现更刚直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自我省察。最重要的是,希望工会领导层与正规职工会会员能以向下连带的意识觉醒,在践行分享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
比谁都更清楚最低工资急剧上调会使谁直接受损、其弊害如何在社会上显现的劳动界,应克制沉迷于“计入范围”调整利益的可耻姿态。
此外,希望其能摆脱资本与权力的黑色诱惑,放下一己私利与贪欲,以真正为劳动者和社会着想的生活态度,从底层开始彻底转变,拿出初心的“决断与勇气”。并希望由此使向下连带意识焕然一新为21世纪的启蒙精神。
我们在群山韩国通用汽车看到了共同体破坏的一个侧面。最大的受害无疑是非正规职的雇用中断。归根结底,正规职的极端利己主义以及工会对工会的斗争隐藏其后。这类社会不平等与矛盾问题,单靠政府和企业的政策无法解决。要实现现政府所主张的“机会平等”地给予、“过程公正”地进行、“结果正义”,劳动界宏观且综合的变革努力必须同步进行。
不过,揭示这些现实问题并提供构建解决所需体系的手段,则是政府和企业的份内之事。此外,把社会不平等问题归咎于个人、使人们把社会不平等因素当作理所当然接受的风气,恰恰是象征性的资本主义暴力,也是社会贫困层生存的问题,这一点政府、企业领袖与劳动界应深刻洞察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