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现实与虚拟的融合。走向融合的道路上有两道峡谷:技术与欲望。究竟技术与欲望的融合中,哪一边更为艰险?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国民都投票认为,现实中的占有欲望与虚拟中的共享欲望之间的矛盾调整更为困难。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制度革命比技术更为重要。
制度革命艰险无比。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调整绝非易事。历届政权都高呼监管改革,但结果却极为寒微。这也是除法律许可之外一律禁止的正面清单式大陆法体系国家的宿命。究竟韩国的监管改革将由谁来引领?
中央政府层面强有力的监管改革理所当然。个人信息与云计算监管是通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两大绊脚石,中央政府有责任负责突破。当前的数据锁国主义极有可能招致如19世纪朝鲜衰落那样的灾难性结果。更何况众多全球机构都认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拐点将在2025年到来的预测。这意味着现政府不能失败。现在正是国家未来的黄金时间。
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国家改革存在局限。中央政府享有独占性权限。独占组织把内向型权力化作为组织铁律。各种监管是公务员权力的源泉,期待其主动放下本身就不合理。加之依附既有制度的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对国会与行政部门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历届政权都出现同样局面:在总统的监管改革指示下,回避核心监管,只放开几项零碎监管,做形式上的应对。然而,也没有客观评价各部门监管改革成效的标尺。这正是亟须建立基于人工智能(AI)的智能监管影响评估系统的原因。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把制度改革只交给中央政府。这正是日本、法国等中央集权国家在21世纪前后以一揽子权限下放法等方式,果断将中央政府的制度权限移交地方政府的原因。把有关企业和居民的监管权限移交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制定公平规则并充当裁判,这就是欧盟(EU)与各成员国之间“辅助性原则”的含义。例如,如果地方政府在吸引和培育中小创业企业方面展开良性竞争,企业就会涌向放开监管、实行亲企业政策的地区。地区得以发展,就业得以创造,居民收入得以提高。这为地方政府自主改革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立。2000年以后财政自立度持续恶化。结果地方政府背负着必须做行政安全部和韩国企划财政部等中央政府“向日葵”的宿命。这不是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自主竞争,而是争取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的竞争格局。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自主竞争消失,甚至连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政策竞争论坛都难以立足。
解开这一困局的钥匙是把中小企业法人税地方税化。在瑞典等多个国家,地方政府收取除前5%以外企业的法人税,通过自主与竞争推动地区发展。由此,企业、地区与居民的良性循环发展成为可能。只是地区之间的差距可通过大企业法人税加以调节。
但前提条件是实现透明行政,防止特定高中出身者独占的地方勾结。中央政府眼中的地方政府是不透明与浪费的组织。所幸区块链技术作为救援投手登场。如果各种地方税征收、福利分配与民意汇集都能客观透明地推进,实现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之路就会打开。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制度革命,这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