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界要求引入毒丸计划(新股认购选择权)等企业经营权防御手段的呼声日益高涨。
近期在美国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攻击现代汽车集团集团之后,韩国上市公司协议会、KOSDAQ协会等主张应引入毒丸计划、差别表决权等制度。此外,自由韩国党国会议员尹相直于15日代表提出了包含引入毒丸计划、差别表决权内容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毒丸计划是指在出现敌意并购(M&A)尝试时,赋予现有股东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持股的权利的制度,与赋予“一股多表决权”的差别表决权一同被称为代表性的经营权防御装置。赞成引入经营权防御手段的一方主张,不仅国内大企业,众多有前景的中小创业企业也毫无防备地暴露于行动主义对冲基金的威胁之下,因此需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制度补充。对此也出现了慎重论:由于防御手段有可能仅被用作财阀掌门人强化控制力的工具,应仅限于非上市中小创业企业,有限度地承认防御手段,使其不因引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而受到经营权威胁。本文刊载双方观点。
美国行动主义对冲基金艾略特在2015年反对Samsung C&T与第一毛织合并一事之后,近期又出面反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治理结构改编方案,再次显示出其存在感。结果这一次也与过去SK与苏伯龙、KT&G与卡尔·伊坎事件等出现敌意并购尝试时一样,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引入经营权防御手段的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以引入差别表决权和新股认购选择权为核心内容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已提交国会,同时还有多项旨在强化治理结构监管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悬而未决。与治理结构相关的20多项Commercial Act修正案中,仅有2项左右属于引入经营权防御手段等放宽监管的法案,其余均为引入多重代表诉讼、集中投票制义务化、监事委员分离选举、电子投票义务化等强化治理结构监管的法案。
主张引入经营权防御手段的一方认为,需要制度性装置来保护国内企业的经营权,以防范那些在短期内大量收购股票、威胁公司经营权以推高股价或索取高额分红、获取巨额利益后离去的对冲基金。他们还以美国或欧盟(EU)国家承认防御手段,且不仅福特等传统大企业,谷歌、脸书、阿里巴巴等信息技术(IT)企业也在运用差别表决权为依据。
然而,在承认经营权防御手段的美国等国家,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功能与我国大相径庭。美国在上市之前承认差别表决权,但对上市公司适用一股一表决权原则。法国、日本等国也只是在严格条件下予以承认,而且有必要关注目前以欧盟为中心正在推进废除差别表决权讨论这一事实。
虽说在1990年代末因IMF外汇危机付出惨痛代价后,我国企业一直追求全球标准,但我认为仍相去甚远。从近期韩进集团会长一家的“霸道行径”事件可以看出,财阀将上市公司当作个人公司经营,或持股极少的掌门人家族的经营权与所有者的资质等无关地世袭相传,由此看来,经营权防御手段与其正面功能相比,更可能沦为财阀掌门人强化控制力的工具。
尽管如此,每当出现针对国内大企业的敌意并购尝试,部分政界、财界和媒体便以外国投机资本的掠夺性为由,套上“侵略”“吃干抹净就跑”“国富外流”等框架,高声主张应尽快将经营权防御手段法制化。然而企业应提高治理结构透明度、专注于守法经营,而不应诉诸单纯的感性爱国主义。
相反,经营权防御手段更为中小创业企业所需,而非财阀大企业。以IT为中心的创业企业具有短期内爆发式成长的特性,因此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前不得不接受外部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可能因持股比例下降而产生经营权威胁。因此有必要研究对非上市中小创业企业予以承认的方案,使创业者能够在面对外部大资本时维持经营权并经营企业。
只要企业反复采用仅对所有者家族有利的结构改编和输送业务等旧时代惯例,就难免成为对冲基金的猎物。从所有与经营高度合一的我国大企业治理结构来看,阻断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为重要。因此,与引入经营权防御手段相比,更应先制定防止股东间财富不当转移的措施。
企业不应只贪图经营权防御手段,而应优先努力实施股东友好政策,并确保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透明度。必须牢记,只有依照Commercial Act的立法宗旨使治理结构更加透明、强化守法经营的伦理意识,才能守护国富免受全球对冲基金的肆意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