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是《财富韩国》2018年6月号刊载的《财富》美国版翻译文章。</b></font>
深夜的饭局和下班后的酒局——实际上大部分生意交易都在这里达成——对女性而言可能是危险的场合。前提是必须有相当程度的信任:相信自己不会被强迫发生性关系,而会被当作生意对手来对待。然而下面两位女性高管指控,美国大型媒体集团Tronc的前任会长兼投资人迈克尔·费罗(Michael Ferro)背弃了这种信任。撰文 Kristen Bellstrom、Beth Kowitt
凯瑟琳·明修(Kathryn Minshew)当时感觉自己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担子。2013年9月前后,时任投资公司Wrapports会长的迈克尔·费罗终于签署了向她经营的职业咨询初创企业The Muse提供75万美元资金的条件。这是她的企业撑到那一年年底所必需的资金。随后费罗提议把食物打包带走,一起去他公司的公寓,说要谈谈她的企业今后要获得更多投资可以做些什么。然而一进屋,费罗似乎就忘了这个目的。他倒了一杯波本酒递给明修,并试图强行亲吻她。明修说,那股力量强到她无法挣脱,但她勉强转过头,费罗的嘴唇最终落在了她的脸颊上。
明修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什么念头都没有,身体像麻痹了一样。突然意识到,这个公寓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也想到自己恐怕不容易离开。”
此后不到三年的2016年,海根·卡普勒(Hagan Kappler)说她也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CES)上经历了类似情形。那是以在费罗的Aria酒店套房里讨论业务为名一起吃晚餐时发生的事。当时是制造业大企业英格索兰(Ingersoll Rand)高管的卡普勒以为,见费罗是为了讨论温控装置市场。当时正是费罗把一家医疗保健初创企业卖给IBM之后不久。但卡普勒揭露说,他不断从背后抱住自己。她表示这种身体接触让她不舒服,但他毫不在意,反而摸了她的胸部。
当时已怀孕9周的卡普勒此后饱受噩梦困扰,工作也难以集中精神。于是她不久便开始居家办公。她回忆当时说:“突然觉得自己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别人肯定也在用不同的眼光看我。”
两位女性都表示,自己是出于业务目的才在深夜与费罗会面。对明修而言是追加投资和人脉,对卡普勒而言是潜在的合作关系和高薪职位邀约,这些都是诱因。然而两人都把与费罗的会面形容为“震惊而恐惧”。她们说,当时害怕自己的事业会陷入危险。
首次就自身经历接受《财富》正式采访的明修与卡普勒,分别是以投资人和合作对象的身份与费罗打交道的。然而随着他就任Tronc非执行会长并成为最大股东,过去几年费罗的影响力和权力不断增强。Tronc拥有《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地方代表性报纸,是媒体业的强者。
《财富》基于两位女性的详细陈述,于今年3月试图采访费罗。在联系他几天后、准备刊登网络报道时,费罗宣布自己将退出Tronc董事会,后任会长由CEO贾斯廷·迪尔伯恩(Justin Dearborn)担任。作为替代,费罗将担任公司顾问,并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每年获得500万美元。4月中旬,费罗以每股23美元的价格把自己持有的910万股Tronc股票出售给McCormick Media,总金额为2.09亿美元。
费罗通过发言人拒绝了《财富》的采访请求。对明修、卡普勒以及本文中其他女性提出的具体主张,他没有单独回应或反驳。
费罗的发言人向《财富》表示:“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迈克尔·费罗经营过包括主要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期间他从未被起诉或达成和解。《财富》以报道为前提提出的正式主张似与个人私生活相关,涉事女性并非Tronc或他经营过的其他企业的员工。如最近所宣布的,费罗作为非执行会长改善了Tronc的财务状况后已完全退出经营。因此不会再有额外评论。”
明修与卡普勒的故事发生在大量生意和交易达成的场所——包括深夜餐局和下班后酒局在内的正式工作时间之外的灰色地带。那是更难以恰当应对、复杂得多、规则松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数十年来那里基本上把女性排除在外。
当然,越来越多女性参与这类场合和社交网络,但出现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女性受到平等对待。“渗入”长期以来属于男性专有空间的女性,会面临男性同事从未想过的烦恼:那个人说出下流话时我该如何反应?他会不会把这次见面当成约会?这个人真的对我的事业有兴趣吗?还是单纯只是想和我上床?
如果不踏入这样的危险地带,女性就会被排除在做生意真正必需的要素——人脉、导师、资本——之外。然而一旦跳进这个领域,就会打开不必要的关注、骚扰乃至暴力侵害的可能。“无论做哪种决定都潜藏风险。”这是明修和卡普勒当初做出的合理计算。但最终两人都失去了这种信念,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共同的分母正是遇到了迈克尔·费罗。
创办过多家企业的费罗,尤其通过Click Commerce(2006年以2.92亿美元卖给Illinois Tool Works)和Merge Healthcare(2015年以10亿美元卖给IBM)这两家数字初创企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用在那里赚到的钱,为赞助多家企业的两家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其中一项就是2011年收购《芝加哥太阳时报》。这成为费罗建设媒体帝国野心的起点。他在2016年买入论坛报公司的持股并将公司更名为Tronc,将其培育成营业收入达15.2亿美元的大企业。
对费罗(51岁)的指控出现在Tronc经历诸多波折之际,也是“我也是”运动改变企业文化的时点。今年2月,Tronc决定把《洛杉矶时报》和其他加州报纸以5亿美元卖给医疗保健业巨头陈颂雄(Patrick Soon-Shiong),并一并转让9000万美元的养老金负债。这笔交易达成之时,编辑部正抗议Tronc通过新管理层阻碍记者组建工会的努力。此前1月,《洛杉矶时报》CEO兼发行人罗斯·莱文森(Ross Levinsohn)自愿休了无薪假。那是在NPR报道“他曾两次因性骚扰被起诉,在前一家公司也营造了‘男性中心联盟’”之后(莱文森在与NPR的CEO通话中主张该指控是“谎言”。此后NPR表示调查该事件后认定莱文森无嫌疑。之后莱文森获得了Tronc提供的新职位)。但仅几周后,《纽约每日新闻》的两名高级编辑因多起性骚扰嫌疑被解雇——他们是在Tronc于2017年收购该报社之前开始任期的。
对与他在媒体公司共事过的人来说,费罗的不当行为并不新鲜。《财富》采访了曾在杂志《Splash》和《Grid》工作的9名前员工。这些受雇于费罗持有至2016年的《太阳时报》的人说,他深度介入这两家杂志社。他们也谈到了与费罗的接触,暗示那里是女性工作起来不舒服的职场。
他们指控,费罗经常对女性的衣着和外貌发表性意味的言论。他会提到女性员工的性吸引力,或说出“穿短裙更好”之类的话。他还曾为了细看被自己形容为“性感”的高跟鞋,抓住一名女员工的小腿。他雇用年轻女性做秘书,一些员工称她们为“费罗的天使们”。
《Grid》前主编马特·普雷森特(Matt Present)说,费罗曾指示他“不要把杂志末页的讽刺专栏交给女性作者”,因为他认为女性不好玩。普雷森特揭露说:“费罗是在‘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只是男人观赏的对象’这一假设下经营公司的。”
2016年就任Tronc会长之后,费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但他在故乡芝加哥早已长期行使影响力:既是初创企业社群的中枢,也是媒体界的巨头,还是慈善活动的常客。他在多重意义上塑造了“玩家”形象。他的初创企业Click使用的是Palmolive大楼里过去Playboy Enterprises所用的楼层,费罗本人则使用《花花公子》创办人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办公室。几乎全是男性出席的费罗生日派对每年都会登上芝加哥的八卦版面。派对上有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CEO迈尔斯·怀特(Miles White)、前箭牌(Wrigley)CEO比尔·“博”·箭牌(Bill “Beau” Wrigley)、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等名人出席。《克雷恩芝加哥商业》(Crain's Chicago Business)还曾报道“被费罗提拔为《太阳时报》专栏作家的芝加哥籍女演员珍妮·麦卡西(Jenny McCarthy)出席了他的生日派对并献唱祝贺歌曲”。
明修曾两次在未透露费罗姓名的情况下向媒体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一次她首度正式点出费罗的名字。《财富》采访了明修在与费罗事件发生后立即倾诉过的4位好友,还查阅了她向投资人提及该事件的电子邮件。此外还采访了卡普勒曾向其讲述费罗所为的12位熟人,其中包括她当时的上司。
明修和卡普勒彼此完全不认识,但她们公开自身经历的理由相似。明修说:“最大的理由是想到那个人还会重复同样的行为。每次出现新的受害者遭遇类似的事,我都会自责‘这本来是我可以阻止的事’。”
卡普勒表现出强烈意愿,希望帮助女性避免重演自己经历过的事。她说:“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熟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我会遭遇这种事。”
The Muse目前拥有每年5000万名用户,是融资3000万美元的稳健企业。但在2012年,它是连筹集相对少量资本也常常失败的早期初创企业之一。当时26岁的明修真正想要的,是被当作正当的创业者对待并获得投资。
那年7月在一场会议上初次见到的迈克尔·费罗,看起来像是能满足她这种希望的人。几周后,费罗承诺参加The Muse规模120万美元的种子轮(seed round,*译注:从天使投资人处获得投资的早期融资阶段)。投资人中还有Great Oaks Venture Capital、戈登·克劳福德(Gordon Crawford)、前赫斯特杂志(Hearst Magazines)社长凯西·布莱克(Cathie Black)。费罗投资10万美元,成为The Muse最大投资人之一。以纽约市为基地的明修每次来芝加哥都努力与他会面,还在费罗的提议下出现在他旗下多个媒体上。
2013年5月在芝加哥,明修与费罗见面吃午餐,倾诉了当时的苦恼。她想在A轮(*译注:首次从风险投资获得正式投资的阶段)融资但不希望被收购,而收到的投资提案并不令她满意。她说费罗给了答案:如果《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母公司Wrapports追加投资种子资金,之后就能筹备更大规模的正式投资轮。当时她认为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并说“那时候我真觉得这个人是把我当创业者来信任的”。
然而这笔通过费罗设立的投资公司之一Wrapports推进的交易进展缓慢。夏天过去后,明修越来越焦躁,因为年底公司运营资金肯定会见底。终于Wrapports签署了交易条件提案书,2013年9月18日明修飞往芝加哥敲定细节。会面结束后,明修给合伙人亚历山德拉·卡武拉科斯(Alexandra Cavoulacos)打电话,自豪地传达了“交易应该能成”的消息。
明修说,合同谈妥后费罗提议晚上见面。费罗让她在附近餐厅与自己的朋友们——费罗常强调他们有钱有权——一起喝酒,之后去他的公司大楼订晚餐(明修形容那地方“像刚起步的公司一样杂乱无章”)。费罗告诉明修,公寓那天晚上空着,可以留下来住。他建议说,Muse还是刚起步的新企业,要尽可能省钱。
进入那栋公寓楼时,明修第一次开始感到不安。“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当时27岁,和这个人在一起。”但明修想到自己过去也见过他的妻子,费罗也知道自己有交往对象。她还想到他信任自己作为创业者的能力,投资了75万美元。她安慰自己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只是看起来奇怪而已。没事的。”
然而一进公寓,情况不妙就变得明显了。明修说,在能透过整面玻璃俯瞰城市天际线的地方,费罗端着两杯波本酒向她走来,然后试图强行亲吻她。
明修回忆当时说“全身都僵住了”。“先是感到恐惧。一部分是对我人身安全的恐惧,但大部分是担心如果没能妥善处理这个局面,就会毁掉对我们事业极其重要的这笔交易。”
明修抽身而出,用“我一次只跟一个人交往”之类的话来推脱。于是费罗退了一步坐下。她说费罗上下打量自己,说道:“没把你带去餐厅真是幸运。人们会以为我们上床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和你上床却没人知道,那要好得多。”不过他没有再对明修动手。
明修说,自己拒绝之后,费罗似乎失去了兴趣。他告诉明修,她之前在酒局上见到的一名男子是芝加哥知名投资人,想在楼下和她一起吃晚餐、聊聊The Muse。她觉得这是机会,赶紧离开了公寓。
晚餐后,明修回到空着的公寓,又一次给合伙人打了电话,传达的却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消息。“这笔交易进展顺利吗?老实说我不知道。”她担心公寓里可能有窃听装置或监控摄像头,只告诉卡武拉科斯发生了不好的事,等第二天下午到纽约再详细说。她说那天晚上是穿着衣服睡的。
《财富》采访了确认明修说法的卡武拉科斯,还采访了她从芝加哥出差回来后向其讲述与费罗会面之事的另外三人。此外还查阅了她举报某位主要投资人“对至少13名早期投资人相关人士做出极不恰当言行”事件的电子邮件。明修在其中一封邮件中点明了费罗的名字。
回到纽约后,她“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地彷徨度过了几天。但因为事业处于危险境地,她没有余裕去处理那件事。明修和卡武拉科斯必须先解决公司面临的紧迫而攸关存亡的问题:费罗的投资资金是否依然有效,如果有效是否该接受这笔钱。两人花了几个小时构想可能的战略情景,其中包括明修搬出公寓与合伙人同住的方案。明修说:“我们还按顺序列出了必须裁掉的员工名单。”
她们决定与Wrapports的交易“慢慢推进”,同时寻找能否从别处筹资。尽管交易条件提案书已明确签署,Wrapports既没有提出异议,也似乎并不想推进那笔交易。明修和卡武拉科斯找到了替代投资人,不到两个月就募得75万美元。明修飞到芝加哥想促成的那笔交易就这样悄然消失了。
2015年4月,The Muse正在准备下一阶段融资。为此创始人必须获得包括Wrapports在内的大额种子投资方的批准(如今Wrapports仍是公司投资人)。与明修同处一室的卡武拉科斯代为给费罗打了电话。他不断提起以前那笔交易。明修回忆当时说:“他反倒反问我‘我本来还想追加投资,到底出了什么事?’”
海根·卡普勒也并不希望因为这种事而首次接受《财富》采访。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和弗吉尼亚达顿商学院的她,拥有让猎头垂涎的耀眼履历。卡普勒曾任职于麦肯锡、星巴克、高盛、联合技术等一流企业。她在37岁时就坐上了规模142亿美元的全球制造业跨国企业英格索兰的高管之位。
然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在见到迈克尔·费罗的2016年1月5日夜晚之后完全变了。
卡普勒如下讲述了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之间与费罗发生的事。每次与费罗会面后,她都会把经过告诉自己的丈夫、弟弟、父亲和上司(《财富》采访了他们所有人)。她还向至少5位亲近的朋友、律师、自己的妇产科医生以及心理治疗师详细讲述了拉斯维加斯酒店套房里发生的事(当然细节上略有差异)。他们也向《财富》证实了这一点。
卡普勒在2015年9月首次见到费罗。在英格索兰,她负责构建数字战略,当时与费罗有往来的弟弟提议两人见面。那时正是费罗刚以10亿美元把医疗保健初创企业Merge卖给IBM之际。而费罗看起来在卡普勒想为公司构建的领域有相当好的想法。她请求会面,并飞往芝加哥去见费罗。
两人在《芝加哥太阳时报》大楼进行了约2小时的首次会面。卡普勒表示,当时费罗从脱衣舞女和妓女的话题,讲到“技术业的女性要想出头就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貌和性吸引力”这样的想法。他把赞扬和批评掺在一起对她说“你有魅力,但该多化点妆”。他还要求她给自己发履历时必须附上照片。
不过费罗在会面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对卡普勒可能有帮助的具体想法和建议。最像样的一句是说他可以促成英格索兰与IBM之间的合作。卡普勒说,费罗还暗示了直接雇用自己的可能性。事实上会面即将结束时,他对她说:“这次讨论是在面试你是否适合担任我的私人幕僚长,或者我经营的私募基金公司Merrick Ventures的CEO。”两者都是高薪职位。他说喜欢她的外貌和履历,还说她寡言的性格也会给自己的生意带来更大的信任感。
第二天,卡普勒向当时的上司迪翁·佩尔松(Dion Persson)报告了前一天的事,并说自己不清楚那算是被称赞还是被侮辱。佩尔松对她说:“费罗似乎不是你会想共事的那类人。”他解释当时的情形说:“卡普勒也明白这一点,但因为他提出了太多东西,她把那些提议看得很重。”
与费罗的会面给卡普勒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她记得那是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会面。她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在非常安全、很好的企业里工作。那是让人安心的美好环境。”“然后突然就想‘是不是我一直不懂女性应有的样子和角色’。”她话音渐低。“听起来像傻话,但我当时甚至觉得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最后卡普勒给费罗发去了贴着自己证件照的履历。
两人在首次会面后交换了几次邮件和电话。作为英格索兰领导力大会主办者的卡普勒请他担任创新竞赛的评委。2015年12月21日,卡普勒在芝加哥再次见到费罗。这次佩尔松也同行,为的是客观判断费罗是否适合出席大会。
费罗一开始就说,妻子问他为什么在圣诞节那一周还去上班。卡普勒和佩尔松都记得他说自己当时回答妻子“为了和卡普勒搞外遇”。佩尔松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说,费罗吐出的那些话相当令人难受。他补充说:“有一些迹象,但我没能制止。现在想起来仍是可怕的记忆。”
不过费罗又提出了几个有说服力的意见。其中之一是设立一家把英格索兰的温控装置业务与IBM超级计算机沃森结合起来的独立公司。佩尔松提议由卡普勒来经营那家公司,费罗则说那样她得把脸再打理一下。费罗第二天与卡普勒通话时开玩笑说,自己没在上司面前严重骚扰她,这不是挺好吗。之后他们计划在CES见面。卡普勒打算汇总温控装置市场的资料,与他讨论具体的业务构想。卡普勒回忆当时说:“他对我说‘穿得符合拉斯维加斯的风格’。”
预定抵达拉斯维加斯的2016年1月5日下午6点30分左右,费罗给卡普勒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航班延误,改约下次。费罗立刻反对。他说自己特意在这一天赶到拉斯维加斯就是为了见她,不想推迟日程。结果卡普勒直到起飞前10分钟还在发短信,费罗则回复她“到了有很多酒等着你喝”之类的内容。落地后两人又交换了几条短信。卡普勒问见面时间是不是太晚了。费罗回答说自己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的VIP室,可以在套房里吃宵夜。
据卡普勒说,费罗此后又打了6次电话,问她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到。她说时间好像太晚了,但费罗说想当晚就见面。在去那里的路上,她想这次会面似乎不是什么好选择,但自己应该还是能应付过去。
她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抵达Aria酒店,费罗迎上她后立刻去了套房。费罗把房间灯光调暗,强要她喝一杯,理由是自己等她太久了。卡普勒不想透露自己怀孕9周的事实,所以只是装作用嘴唇轻碰了一下他从迷你吧取出并倒给她的红酒。
卡普勒开始讲温控装置市场的细节。费罗提了几个问题,但并没有真正专注。他提到她的穿着,问她有没有哪怕一次做过坏事。她说“没有那种事”,试图把话题重新转回业务。于是他从坐在吧台前的卡普勒背后抱住了她。卡普勒动身想挣脱,费罗开始摸她的肩膀。据卡普勒说,费罗又试图抱她一次,但这次她完全脱身,只被抓住了手。
卡普勒又想换话题,费罗却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谈生意、玩得开心一点。她说自己是来工作的,而且不喜欢和家人分开。费罗毫不在意。这次他想从侧面抱住卡普勒,还问她为什么害羞。她告诉他,自己的领域被侵犯让她不舒服。
恰在此时客房服务到了。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卡普勒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往杯子里倒了一杯水,费罗突然又到了她身后。卡普勒说,他又把手臂环到自己身上,然后摸了胸部。卡普勒指着正在摆桌的酒店员工警告说:“现在这里有人在看。”费罗却无视道:“在拉斯维加斯没有任何人会看见什么。”
她又退开了。卡普勒说,那时费罗似乎意识到自己不会乖乖顺从。他不再理她,开始用手机玩扑克。据卡普勒说,费罗对她说:“VIP室的朋友们问我要不要再下去,我就回答说‘能和女人上床,干嘛非要玩扑克’。”
两人坐到桌前吃晚餐。费罗说自己是在帮她,不图任何回报。他还说自己为她点了好的晚餐和最高级的葡萄酒。卡普勒尽力让气氛轻松,扮演学习做生意的后辈角色。据卡普勒说,费罗说:“不一定非要和人上床,但要想出头,就得配合男人的节奏,让你做的事‘不管什么’都得做。”那一刻,卡普勒说她觉得自己没法离开那个场合。她回忆当时说:“我感到必须和这个人吃完晚餐的压迫感。尽管如此,他却说自己不图任何回报。”
午夜前后,费罗说自己第二天要早起,希望她出去。他还让她这一周内什么时候喝醉了就给他打电话。走出那个房间时,她想自己不会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然而第二天早上洗澡时,她止不住哭泣。她给佩尔松发短信说,不能邀请费罗参加领导力大会了。佩尔松说没关系,并问她是否安好。他说:“我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卡普勒害怕在CES会场遇到费罗,半失神地四处走动。
回到办公室那天,卡普勒一边向佩尔松讲述那天发生的事,一边落泪。她说:“连开口都很困难。”之后他们商定了今后的应对策略(英格索兰发言人向《财富》表示:“任何不当的性行为都不符合公司方针和价值观。我们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佩尔松给费罗写信,表示不会邀请他参加大会,也将断绝与他的关系。于是费罗给卡普勒发了短信和语音留言,内容是说收到她上司一封奇怪的信,问是否出了什么事。佩尔松再次出面干预,给费罗写信说“今后绝不要联系卡普勒”。此后他断了联系。
过了四年多,明修仍生动地记得离开那间芝加哥公寓时感到的羞耻与难堪。她承认“至今仍未完全整理好那些情绪”。那次事件让她失去了对自己和自身判断力的确信。有一段时间,她在与特定类型的男性建立可信赖的业务关系上也遇到困难。对于能实际见到重要人物、能达成交易的小规模私人聚会,她也变得谨慎起来。卡普勒的情况也类似。她说每次参加大会时,都是直接回自己的房间,而不是与人交际。
明修说,与其他女性分享自己的经历对她有帮助。她也意识到许多女性经历过与自己类似的事。但当时她没想过能公开提及费罗的名字。“就在四年前,我还担心一旦被人知道我是会揭露别人实名的人,风险投资就会彻底断掉。”
但现在她抱着情况已开始改变的信念积极行动。明修说:“我并不认为风险投资界已完全接受这一变化。但有几位投资人正认真参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人拥有足以真正带来变化的强大影响力。”
卡普勒在与费罗会面之后度过了艰难的时光。她说从拉斯维加斯回来的整个周末都饱受噩梦困扰,还曾在夜里突然惊醒、对身旁的丈夫感到恐惧。她大部分周末时间都在床上度过,连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能好好照顾。她对怀孕的身体感到羞耻,开始居家办公。她不想成为性的对象。
她说:“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一切。”和明修一样,卡普勒也感到羞耻。她说:“如果在某部电影里看到一个女性受到与我类似的对待,我会劝她‘立刻离开那间办公室,再也不要给他打电话’。但当时我觉得那是我的错。”
时间和心理治疗对她有帮助。她在职场获得晋升,最近还在新公司担任主导数字创新的职位。她正怀着第四个孩子。“在当时的状况下,我自己准备不足。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强大多了。”
卡普勒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一周后见了律师,讨论自己的应对之策。她从那时起开始详细记录与费罗的往来。她也曾害怕公开此事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家人造成冲击。但现在她更害怕由于自己的沉默,其他女性会持续暴露在那种危险之中。她说:“只希望我的职业生涯不要仅仅因为这件事而被记住。”
明修认为,费罗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他能那样做”。她说“我实际上对那种行为无能为力”,并表示“厌女和性骚扰与其说是性的问题,不如说是让受害女性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
她说经历这件事时感受到了惊人的麻木不仁。明修说:“就好像他对我和那个处境毫不在意。费罗只想知道我会不会和他上床。但那里牵扯着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公司、14名员工的命运。而对他来说,那只不过是一次值得一试的行为而已。”
翻译 姜河娜 samese@na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