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之所以不仅带来经济发展,还带来社会发展,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出现了工业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以新方式解决所产生社会问题的所谓“社会创新”同时得以实现。从历史上看,社会福利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被用作社会创新的核心手段。
以信息技术(IT)与生物学、机械工程等其他领域技术融合产生新的协同效应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长线上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问题预计包括:第一,两极分化加剧;第二,就业断崖;第三,隐私侵犯与人性丧失等。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发并实践创新理念,可称为“社会创新4.0”。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多年投入巨额预算却毫无改善迹象的低生育率问题,以及居世界第一的自杀问题,同样属于需要创新方式介入的领域。
社会创新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认识到创新与创新者的重要性,并营造支持其发展的生态系统。为此,不仅社会福利界,政界与经济界也应形成亲社会创新的领导力。从这一角度看,当前我国的状况令人遗憾之处不止一两处,因此可以判断,现在正是应集中国民力量以刷新氛围的时候。
首先,本应成为社会创新主体的社会福利界,随着民间社会福利财政从自立型转向依赖政府型,“社会创新者精神”正逐渐衰退。我国民间社会福利界在朝鲜战争期间因孤儿和战争寡妇的产生而社会福利服务需求激增之际,代替政府承担了满足这一需求的角色,此后不断取得诸多发展。其中部分民间社会福利法人成功转型,将活动范围扩大至海外,但相当多社会福利法人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完全依赖政府财政而原地踏步。因此,为在社会福利界掀起新的社会创新之风,相关法律与制度应朝着为已达能力极限的法人开辟退路、并以新血填补空缺的方向加以改善。
政府对社会创新的理念与政策同样需要大规模改革。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的我国政府,认为社会创新领域也应由政府直接掌管。其代表性事例就是政府设定人为标准指定社会企业,并向被指定企业提供各种优惠的“政府主导型”社会企业政策。为改善这一点,政府应大幅修正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社会创新政策,转而致力于活跃社会金融市场等社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并通过市场机制向有能力的社会创新者提供所需资金。
此外,财界在社会创新领域的作用应扩大并活跃起来。在经济活动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经济学家熊彼特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创造性破坏”。在社会创新领域也应适用同样的方式。技术创新中,创新过程的收益归于主导创新的个人或组织,而社会创新的收益则归属于整个社会,表现为所谓“社会成效”。在这一领域,企业的作用有两种。第一是通过企业活动直接促进社会创新;第二是通过资金支持间接支援社会创新。前者以“共享价值创造(CSV)”为名,目前全世界许多企业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追求社会价值。后者是以“企业社会责任(CSR)”形式,由企业支持非政府组织(NGO)的社会创新活动。后者与政府的社会创新支持政策相似,但该领域企业比政府更擅长,因此企业的作用非常重要。
然而在我国,企业的CSR或CSV活动至今仍被视为宣传战略,而非企业整体层面的经营战略。期待财界领袖们基于企业在社会创新领域的作用不亚于技术创新这一认识,率先构建社会创新活跃化所需的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