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美国激进主义基金Third Point向日本自动化工程产业企业“发那科”发出书函。称自己是持股1.4%的主要股东,并高声批评“把企业利益只留在公司内部”。Third Point要求扩大分红并回购85亿美元规模的自家股票。担忧各种纷争导致企业价值受损的发那科接受了Third Point的要求。发那科在2015年4月承诺:△5年内将最高80%的利润回报股东 △分红倾向由30%提高至60% △注销5%以外的自家股票。此后发那科股价暴涨,Third Point持有的持股价值也随之上升。但从2015年第三季度起,发那科的增长陷入停滞。或许是因为把投资财源全部投入分红,2015~2016年发那科的净利润同比最多骤减40%。
发那科的案例,向近期快速推进治理结构改善工作、并通过商法修订使激进主义对冲基金声音日益增大的韩国环境抛出了多重信息。
继三星集团之后把现代汽车列为目标的Elliott Management的操盘手保罗·辛格,以及被称为企业猎手的卡尔·伊坎等人,已迅速适应新的监管环境。他们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名义接近企业,仿佛在代表希望股价上涨的小股东利益。尤其“温布尔登现象”严重的韩国资本市场,难免在海外激进主义对冲基金的攻击面前显得脆弱。温布尔登现象指在温布尔登网球赛上,外国选手比主办国英国选手夺冠更多。某大型证券公司高层高管反问道:“按对冲基金的要求用留存资金扩大分红、在短期内拉升股价,与把留存资金用于并购(M&A)来提升企业价值,二者哪个才是真正的股东回报政策,需要认真思考”,“激进主义投资者难道会出于善意接近企业吗”。温布尔登现象越强,对追逐短期价差的对冲基金而言,韩国市场只不过是一台自动取款机(ATM)。
◇借反企业情绪大行其道的秃鹫基金=三星集团、SK、现代汽车、索尼、京瓷等代表亚洲的主要企业都有被激进主义对冲基金所谓“攻击”的经历。亚洲企业尤其容易受激进主义投资者影响。亚洲企业通常在成立100年前后由创始人向二三代传承经营权,经营权防御较为薄弱。加之保守的经营方式积累了公司内部留存资金,会计准则和经营管理方式与美国不同,企业价值被低估。这正是激进主义投资者乐于扑上来的猎物的原因。在韩国,还有主要大企业依靠政府优惠成长的反财阀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对以滥用民粹、借舆论之力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投资者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韩国经济研究院在报告中解释称:“韩国股市中股东平均持股期间为8.6个月,在144个国家中位列第四短,执着于短期业绩的倾向也是韩国市场遭受攻击特别多的原因。”
更进一步,激进主义投资者的这类攻击还威胁韩国企业的经营权。由于激进主义对冲基金通过敌意并购等方式主动创造收益,即便外国人持股比重与以往相同,韩国企业感受到的经营权威胁程度也更为严重。某律师事务所高层人士表示:“建立尽责管理守则可以说是全球潮流,但海外在提升股东权益的同时也会设置企业的经营权防御装置”,“现在的方向相当于为激进主义投资者建造游乐场”。
◇业界“担忧为防御经营权而使第四次产业投资萎缩”=专家指出,政府力推的治理结构改革工作以及集中投票制、审计委员分离选任、引入电子投票制等商法修订案,可能造就企业执着于短期业绩的文化。因为一旦短期业绩不佳,激进主义投资者就可能在更换经营者、修改事业方向等各个方面进行干预。实际上,韩国经济研究院去年也曾给出分析结果称,若把外部董事与审计委员分开选举,十大企业中将有6家的审计委员席位被投机资本一网打尽。有观点指出,为阻止大股东或经营层专横而引入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很有可能被滥用为投机资本掌控企业的工具。
业界担忧,在经营权保护装置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为防御激进主义投资者的攻击而投入过多资金,将使面向中长期增长动力的研发投资萎缩。有观点指出,三星电子或SK要果断投资半导体、进军生物等新事业,也需要有为储备长期增长动力的机制。韩国四大企业的一位高层人士表示:“虽然说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要放松监管,但在当前这种氛围下,企业只会为维持经营权而越来越畏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