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font color=red><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5月号。></font>
▶近期,国会议长丁世均咨询委员会完成了题为《为了幸福的大韩民国》的政策研究报告。该成果旨在通过提出增进国民幸福的政策方案,为韩国迈向“幸福国家”铺下一块有意义的垫脚石。我们采访了统筹该项目的咨询委员长尹成植(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听他谈“幸福论”。尹教授不久前还出版了《在不可预测的时代幸福生活的方法》一书,平日便是认真探究“幸福”的学者。◀</strong>
在我们社会,由于激烈竞争、就业难、两极分化、共同体价值淡化等多种因素,国民心理受压抑或怀有负面情绪的情况并不少见。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幸福。年轻群体中流传的“地狱朝鲜”一词,正是韩国社会当下的一个侧面。
无论古今中外,幸福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关于人类的幸福,联合国也相当关注。每年通过《世界幸福报告》调查并发布世界各国的幸福度便是其中一环。联合国综合评估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寿命、选择自由等多项指标,计算各国的幸福度。
在今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2018世界幸福报告》中,韩国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57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韩国幸福度排名正不断后退。韩国幸福度排名从2013年的第41位,仅5年就后退了16位。
国会议长咨询委员会着手提出增进国民幸福的政策方案,也与“不幸的韩国”这一现实不无关系。其中尹成植咨询委员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应当出面,在增进国民幸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会议长丁世均也积极赞成并给予支持。正因如此,咨询委员会下设立了“韩国型幸福国家小委员会”,得以开展国民幸福政策研究。韩国型幸福国家小委员会有10余名幸福领域专家参与,启动了国内前所未有的研究项目,其成果便是《为了幸福的大韩民国》报告。
韩国是幸福标准差极大的国家
尹成植委员长说:“幸福也有标准差,而我国相比其他国家表现得较为严重。也就是说个人之间幸福的不平等程度很大。看联合国的幸福度评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几乎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前10位的国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会让人觉得,收入高自然就会幸福。收入水平高,犯罪减少,福利改善,社会更加和缓。但奇怪的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的幸福度相对收入偏低,而南美国家的幸福度相对收入偏高。这是非常例外的现象。相反,大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幸福度相近。推测原因在于,韩国、日本、新加坡有儒家传统,又非常在意他人眼光、频繁与他人比较,而且追求物质的倾向强烈。但尚无足以查明确切原因的研究。韩国为什么不幸,韩国人为什么以为赚到钱就会幸福、拼死拼活赚了钱却仍不幸,这些问题今后还需查明。”
据尹委员长介绍,本次研究项目还查明了韩国人不幸的几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在韩国,个人自由或选择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例如,进不了好大学就只能过艰难的人生,或者一旦失败就无处可去等等。也就是说,所谓“败者复活”困难的社会环境,是使韩国人不幸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尹委员长认为,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应赋予个人多样的选择自由。
尹委员长还与本次研究报告内容无关地谈了自己对韩国人不幸原因的看法。他说“虽然带有主观性,但韩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似乎也是重要原因”。
首先,韩国人带有成就欲极强的基因,又喜欢展现自己、不愿输给别人。此外,随着传统价值淡化,韩国成为一个金钱至上、物质万能主义蔓延的国家,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欲望很大却无法全部满足的现实,以及追求物质带来的精神荒芜,正成为不幸的种子。尹委员长进一步分析认为,社会西化、传统文化大量消失,但儒家道德观念依然混杂其中,由此产生的“双重生活”也是使韩国人不幸的因素。
韩国型幸福国家小委员会的建言
韩国型幸福国家小委员会通过《为了幸福的大韩民国》报告,在经济、劳动、教育、福利领域提出了增进国民幸福的9项改革方向。▲确立劳动灵活性与安定性模式 ▲活跃技术创业与放宽监管 ▲为工作与家庭并立的男性产假 ▲个人追求价值的自由 ▲以平等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教育分权化 ▲通过税制改革强化保障性与再分配性 ▲以地区和现场为中心的社会服务分权化 ▲为可持续性的社会共识与对话。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报告还建议设立专门机构,以广泛且系统地落实国民幸福政策。实际上,一些国家设有专门负责国民幸福的机构。英国的福祉中心、芬兰的社会卫生部、阿联酋的幸福部等便是这类案例。
尹委员长说:“只有设有专门处理国民幸福的公务员和机构,我们才能思考收入不断上升却为何不幸的原因吧。此前一直是按‘只要GDP上升就行’的方式一路狂奔,如今也到了需要国民幸福专门机构的时候了。幸福虽然很大程度上受个人、遗传因素影响,但相当一部分也受环境因素影响。从这一点看,为了国民幸福,政府可做的事比想象的要多。”
尹委员长一生从事学术。他研究领域广泛,涉猎行政学、经济学、经营学、会计学。他甚至还是佛教学博士。学者必须追求学术严谨性,因而很难放松精神的紧张。尹委员长也不例外。但他表示,随着年岁增长,尤其是在四十多岁后半期入门佛教并有所领悟后,自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感觉自己越不那么严肃,就越幸福。自己越自由、越开朗,就越幸福。我年轻时非常严肃、非常沉重。我觉得学者这个职业很难变得幸福(笑)。想要幸福就不能太沉重。太追求成就、太严格、太严肃,我觉得并不是好事。我认为只有当社会变得更自由、允许犯错、不必太在意他人眼光、稍微随性一点也没什么问题时,我们才能幸福。”
他不久前出版了题为《在不可预测的时代幸福生活的方法》的书。该书探讨在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象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应以怎样的思维、态度和生存战略去应对。曾在高丽大学获得由学生评选的最佳讲课奖“石塔讲义奖”的尹委员长,以其特有的浅显亲切的讲解贴近读者。
尹成植咨询委员长近期出版的著作《在不可预测的时代幸福生活的方法》。 在不可预测的时代幸福生活的方法
尹委员长谈起写作背景:“本来就不幸福的大韩民国国民,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可谓雪上加霜,显得十分慌乱。看到这种情形,我想把自己关于人们如何才能不迷失方向的思考告诉大家,于是写了这本书。我自信这是一本无论年轻人还是年长者、不分世代都值得一读的书。”
在这本书中,尹委员长浅显生动地描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改变的世界面貌,并论述我们明智的应对姿态。对于以可怕速度进入我们生活的人工智能,专家之间乐观论与悲观论也势均力敌地对立。乐观论强调人工智能将使人类生活更加便利,悲观论则主张人工智能不仅会抢走人类的岗位,总有一天还会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
尹委员长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他的立场是“不知道”会到来怎样的未来。事实上过去每当新技术出现,也涌现出各种未来预测,但真正应验的情况并不多。因此尹委员长预计,今后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养”将变得非常重要。
他强调,“无论什么时代到来,都具备适应和应对能力地生活,是极为迫切的需要”,“与能够学习任何东西的灵活性一同,批判、提问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
尹委员长指出,即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到来,人类仍有可保持竞争优势的部分。首先,人类美丽健康的身体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无法追赶的人类独有的模拟竞争力。此外,对文化与艺术的素养和能力,也是人类在相当长时期内可领先于人工智能的方面。人类特有的热情也是重要品德。有热情,在人工智能时代也能找到适应之路。
他强调,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变得幸福,树立自己关于人、生活与幸福的哲学也非常重要。同时还表示,需要放眼长远、面向长期目标,并良好适应每一瞬间的状况。即把握大方向和目标,同时具备顺应急剧变化的时代“风往哪吹、叶往哪落”般灵活伸缩地应对的能力。
最后向尹委员长提了一个问题:他个人从什么事情中最感到幸福?他的回答是:“佛教是追求觉悟的宗教,而佛陀说连觉悟也不要去追求。接触到这句话后,我领悟到,幸福如果去追求也是得不到的。我常觉得幸福是某种附带的东西。静下来想想,当自己既有智慧、又自由、又平静时,那大概就可以称为幸福。而有了觉悟,就会变得有智慧、自由和平静。”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acha@hmgp.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