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5月号。</b></font>
白宫与美国的“首席执行官”特朗普一直在为去年历史性税改法案的通过而自我庆贺。但这种庆祝气氛恐怕难以持久。因为美国经济正濒临陷入政府负债泥潭的边缘。撰文 SHAWN TULLY
最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用其独有的话术做宣传。他称,多亏自己开出的良方,一场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大规模经济复苏正在进行中。近来他在推特上夸口说:“美国经济正处于繁荣之中,在我的努力下今后还会更好。美国正在重新取胜!”
“繁荣”是特朗普式的夸张,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他的经济政策从多个角度看相当成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头三个季度,GDP增长率已逼近总统竞选承诺的3%。考虑到近来的经济状况,这是亮眼的成绩。特朗普当选后,股市市值也增加了25%。相当于有5万亿美元回应了对新政府的信任。得益于乐观的经济前景,企业经营者也重新振作。据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今年1月对中小企业开展的问卷调查,32%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前是“适合扩张业务”的环境。这一数字是2016年年底的3倍,为历史最高水平。
营造这种气氛的头号功臣是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政策——减税与就业法案(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该法把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至21%,在商界领袖中大受欢迎。美国航空、沃尔玛、电信公司威瑞森等各类企业都预测,得益于新法,未来几年利润将大幅增长。此外,从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到波音的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多位知名CEO也评价称这是“将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强力刺激剂”。随着收益骤增,《财富》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实施了提高最低工资(美国银行公司U.S. Bancorp、휴Humana)或发放一次性奖金(家得宝Home Depot、华特迪士尼)中的至少一项。
但特朗普这张刺激性的处方可能演变为错误政策,给如今举杯庆贺的企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美国庞大的国家负债不断膨胀,已增长到威胁根本增长动力的程度。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以大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特征)把本已不可持续的税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等于提前了财政炸弹引爆的时点。照此下去,美国经济将陷入与特朗普承诺完全相反的境地:税收重压、增长微弱、劳动者工资停滞。
目前为15.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家负债预计将爆发式增长,到2028年增至33万亿美元。由于特朗普的税改,预计将比原先预期高出20%。当前,联邦政府每5美元税入中就有超过1美元用于支付国债利息。这一水平不仅会削弱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民间部门也可能因此萎缩。与政府的说法不同,快到足以解决财政问题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特朗普的移民及贸易政策还有可能拖住增长的脚步(稍后详述)。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警告说:“这与气候变化非常相似”,“今年或明年也许感觉不到什么差别,但最终审判日到来时就会明白。”
由于缺乏针对这一缓慢演进的危机的迅速而决定性的对策,现实中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未来几年美国的企业环境将大幅恶化。国家负债过高,会损害政府引导经济平稳运行所需的灵活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负债沉重的国家在经济下行期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应对。”照此下去,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通过减税或基建投资来带动增长将变得困难。负债越大,美联储以低利率刺激经济的努力演变为失控物价上涨的概率也越高。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警告称:“那种情况下投资者会抛售美国国债。”“利率会越涨越高,预算问题也将更加黯淡。”
目前美国政界正在无视即将到来的冲击。刚刚从制造与软件大企业霍尼韦尔CEO职位上退下的戴维·科特(David Cote)建议:“企业应对当前状况保持警惕。”他曾是为实现美国国家财政可持续性而成立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Simpson-Bowles Commission)成员/*译注:奥巴马政府时期设立的政府与民间联合特别委员会/。这个由18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方案虽未获通过,但因均衡处理增加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译注:美国面向老年群体的国家医疗保险 改革而受到赞誉。科特指出,如今形势远比当时严峻,政策决策者却在把税收的漏洞越捅越大。“辛普森-鲍尔斯在改革福利待遇、增加税收方面达成了跨党派的大规模共识。”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美国国家负债占GDP的比率为35%。科特在去年冬天对负债翻倍这一事实表示震惊。“可即便如此,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还是决定减税并扩大支出。我只担心他们想把这个问题一笔盖过。”
科特警告,CEO们不该举杯庆贺,而应为极度危险的未来做准备。国家负债恶化很可能重创企业利润。他尤其担心,对暴增的国家负债规模和对策缺失感到震惊的海外投资者会不会抛售美国国债。那样一来利率将进一步上升。科特解释说:“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每年就会多出2000亿美元的债务。”他担心,国债收益率上升后,能够产生收益的新增投资门槛将被抬高,企业活动会因此萎缩。
同时,企业经营者也可能因“大幅提高税率是国家负债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一事实而焦虑。科特预测:“那样一来,企业判断投资环境的视角也将受到很大影响”,“企业会作为应对而收回投资资金,观望局势。”他担心,观望就是走向停滞与衰退之路。经济一旦如此停滞,特朗普政府第一年里听到的好消息也将画上句号。
当然,美国的财政状况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很久就已不可持续。但现任总统的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多快的速度、多严重的程度打击了未来前景,仍令人吃惊。
国家财政危机通过两个原因对经济产生恶性影响。第一,美国长期以来向老年人提供欧洲式的高成本福利,而贫困层获得的待遇相对较少。财源不像欧洲那样靠征税,而是靠发行债券筹措。这种方式赢得了民众支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4月曾向选民列出14个领域,询问他们支持削减哪个领域的支出。多数民主党人不希望削减任何一项,共和党人只支持削减“对全球需要帮助者的援助”这一项。
由此可以看出第二个问题。特朗普支持、国会批准的两部法律所追求的财政改革,与解决问题的方向完全相反。
据美国国会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测算,去年12月签署的新税法,即便计入减税带来的增长与收入效应,未来10年仍将导致合计1万亿美元(每年1000亿美元)的税收减少。这一数字是在假定大部分个人所得税减免将在8年后到期、资本设备支出的税收优惠自2023年起分阶段取消的前提下计算的。但保守倾向的曼哈顿研究所的布赖恩·里德尔(Brian Riedl)指出:“这两项税收优惠被延长的可能性非常高。”他依据这一可能性更高的情形预测,未来10年实际税收损失总额为1600亿美元。
另一方面,2月通过的联邦预算案把对外援助、住房补贴等各类联邦项目与国防预算这两个项目的“可自由裁量支出”一举增加了12%。这是前所未有的事。2018年和2019年的预算分别达到每年1500亿美元。结果,2011年制定的预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中共和、民主两党达成的支出上限被架空。这一上限此前在控制财政赤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目前两党都积极主张扩大支
出,预计将确立可自由裁量支出的新下限。一旦通过,未来所有支出都很可能增加。
里德尔预计,由于税改与支出增加,美国国家负债包括利息增加部分在内每年将上升约375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通过立法筹措额外税收、压缩其他预算来填补赤字。但除少数例外,新法通篇都是大规模减免条款。
去年6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预测,2022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万亿美元。跨党派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CRFB)”则预计,在现行收支制度得以延续的假定下,税法修改后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点将提前至2019年。据CBO预测,按修改前税法计算,2028年财政赤字为1.6万亿美元。但CRFB新给出的赤字估算值为2.4万亿美元。此外,税法修改的结果是,未来美国政府支出中每3美元就有1美元将用于债券。若维持修改前的税收,这一比例本应是每4美元1美元。
10年内联邦政府负债预计将达到GDP的113%、高达33万亿美元。这比特朗普政府的新法案通过前CBO的预测值高出6万亿美元。国债利息成本将增至每年1.1万亿美元,是现在的三倍,是联邦预算各项目中增长最快的。到那时,仅融资成本就将相当于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一半。若超出对物价和利率上升速度看得相对偏低的CBO的预测值,利息成本可能更高。CRFB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戈德温(Marc Goldwein)指出:“利息成本增加意味着美国政府白白扔钱。医疗、国防等所有预算都会被挤出。”
那样一来将引发严重的现实问题。为应付暴增的负债,削减投资的压力将变得极为巨大。能够促进增长的投资也不例外。过去可以通过把税金投向高速公路现代化、大型交通换乘系统建设、加强高等教育等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会形成收入与储蓄率提高、消费者支出增加、增加的储蓄流入民间投资的良性循环。然而政府负债带来的利息负担越重,维持这一结构就越困难。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会不会先爆发财政危机,或者对财政赤字的愤怒爆发促使政府谋求对策,目前尚不可知。但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高级副总裁萨拉·卡尔森(Sarah Carlson)表示:“可以确定的是,拖延的时间越长,福利削减和加税的力度就越大。”
要恢复财政平衡,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或许不受欢迎且极端的措施。正如科特所言,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似乎并无选择这条路的打算。国会离审慎支出有多远,从今年2月9日参议院决定增加可自由裁量支出中也可看出。尽管遭到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Rand Paul)、犹他州的迈克·李(Mike Lee)等共和党内预算强硬派的反对,仍有34名共和党议员和36名民主党议员对该法案投了赞成票。特朗普总统看来同样与负责任的财政相距甚远。在由5866个单词组成的国情咨文中,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赤字”或“负债”。
美国要维持当前基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向外国借钱。美国至今能大手大脚花钱的秘诀,在于大量买入美国政府和企业债券的海外投资者。海外投资者目前持有美国国债15.5万亿美元中的6万亿美元。
可借贷资产并非无限。在政府与企业为此竞争的情况下,政府负债如此之多,利率上升本属常态。然而美国过去数十年一直是例外。中国、日本等全球投资者用富余资金吸纳美国国债,使利率得以维持。当前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多元化程度最高、创业热情也最高的经济体。每当世界经济动荡,投资者都会在所有安全资产中选择最安全的美国。上一次大衰退证明了这一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艾伦·奥尔巴克(Alan Auerbach)曾这样表述:“美国输出了经济危机,而其他国家却把钱投进了美国。”
但不能贸然断定海外投资者今后也会对美国的挥霍习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国会在未来10年继续回避艰难的道路,海外投资者转身离去的概率将进一步升高。像2010年希腊那样的国家危机(经济放缓与严酷的利率叠加,迫使进行大规模改革)可能性不大,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更现实地说,年度负债规模可能恶化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程度。也就是说,财政悬崖的可能性可能再次演变为政治问题。天文数字的赤字也可能招致美国民众的愤怒。上世纪80年代就有过政府支出过度引发赤字焦虑的先例。最终在1990年,在乔治·H·W·布什总统的主导下,民主、共和两党曾就提高税收、削减赤字达成共识。
如果海外投资者的预期转为负面,出现经济下行、股价暴跌或实际利率骤升,国会也会认真对待财政赤字问题。这种状况本身并不等于灾难。但如果国会继续减少税入、让本已严重的赤字进一步扩大,民众将开始关注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戈德温预计:“政策制定者不会立刻大幅提高税收,大概会缓慢开始。”意思是他们会寻找能让市场安心的软着陆之路。
特朗普政府主张,财政赤字可通过经济增长化解,因此并非优先事项。财政部长斯蒂芬·姆努钦去年表示:“税制改革与放松监管的结合将提高美国GDP增长率,并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在白宫之外,很难找到认为特朗普和姆努钦所设定的3%增长目标可行的观点。CBO、经合组织、世界银行都预测美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2%。主要理由是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人口比例下降。
此外,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与自相矛盾,甚至可能妨碍2%增长的实现。特朗普支持在未来10年把合法移民人数减少50%的法案。房贷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首席经济学家道格·邓肯(Doug Duncan)主张:“限制移民是阻碍增长最直接的办法。”外国劳动者不仅创业率远高于美国人,还能防止农业、建筑、IT等多个产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此外,特朗普以对外国产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为开端,启动了对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措施。这是连支持他的企业人士都希望撤回的承诺。穆迪的赞迪表示:“关税提高,使用进口原材料的美国制造企业成本就会随之增加,销售和投资也会减少。”
特朗普在税制与监管方面的立场短期内或许对企业友好,但实际上是阻碍增长的绊脚石。最大的风险是试图颠覆既有移民与贸易开放政策的举动,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在负债已是天文数字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以特朗普的移民及贸易政策为由要求更高的利率,衰退将进一步恶化。
还有更贴近现实的问题。据CRFB估算,即便GDP达到特朗普政府设定的3%目标,由此带来的负债削减效果到2028年也仅为合计3万亿美元(10%)。科特指出:“增长率提高1%就能解决问题的概率很低。”要确保长期稳定性,需要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大胆手段。那就是同时推进削减支出与增加税入。
近期的税制改革在支出和税入两端都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与一年前相比,控制负债规模的工作变得困难得多,负面之处更多。
在今年2月税制改革之前,CBO曾预测联邦政府税收将从2018年的GDP占比17.7%大幅升至10年后的18.4%。然而由于税制改革,2018年实际税收预计仅为国民收入的17.2%。另一方面,改革之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预计将从2018年的20.5%升至2027年的23.6%(CBO并未公布税改后的预测值)。但由于此次改革,可自由裁量支出自2019年起大幅上升,预计到2027年将升至GDP的24.8%。
此次税制改革的核心纲领是放慢福利待遇、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联邦医疗保险费用的增长速度。从美国人口结构特点看,福利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正持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的增长远快于劳动适龄人口。2017~2030年间,婴儿潮一代中有2000万人将达到退休年龄。同期新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口仅为1400万人。老年人中联邦医疗保险受益者的平均年龄也在上升,患病率也随之增加。按照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方向投票的高龄选民人数将大幅增加。
尽管如此,仍有办法放慢福利负担增长的速度。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下,预计未来10年纳税人每缴纳1美元,退休者将获得1.1美元的待遇。如果以物价上涨率而非预计每年上升1.5个百分点的工资为基准来审定福利待遇,就能在不损害购买力的同时实现财政平衡。至于联邦医疗保险,若政府获得处方药价格谈判权,就可以抑制成本。还可以重新引入从制药公司获得药价折扣的制度。通过这一在联邦医疗保险中被禁止的制度,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译注: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补助制度/目前正享受着预算节省效果。把大医院门诊患者的医生诊疗费降至社区医院咨询费水平也是一个办法。此外还有一些更大胆的做法,比如引入市场原理让患者对价格更敏感。向高龄群体提供保费固定的民营保险也值得考虑。
放慢国防及其他可自由裁量支出的增长并不容易。但已有成功先例。预算控制法曾为把2013~2017年的支出锁定在国民收入的一定比例上作出贡献。应在国会层面引入与该法类似的支出上限。但由于这个问题被搁置太久,即使进行大规模改革也会有无能为力的部分。这只能靠增加税收来填补。
出手应对的时间越晚,需要额外征收的税额也越高。《财富》作了如下假定:社会保障制度预算的增速降低1个百分点,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等医疗支出减少一定比例,可自由裁量支出(尽管新税法抬高了其下限)保持低于GDP增长率。在此情况下,我们计算了未来10年需要额外征收多少税。为达到研究目的,还假定在现政府之下企业所得税不会再次上调。目标是计算为维持或降低2017年年底的负债占GDP比率(76%),分别需要多少支出与税入。76%几乎是5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考虑到CBO关于未来低利率将持续的预测,我们选择76%作为现实目标。
实现财政健全需要多少成本?如果现在立刻开始削减支出等改革,政府从2018年年底到2028年必须通过企业所得税之外的手段每年筹措90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按比例是21%~22%(如果赤字未因新税制而扩大,增幅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如果把改革推迟4年,从2023年起10年间需要承担的金额会是多少?这4年里负债恐怕已膨胀得非常庞大。要在2032年之前把负债占GDP比率拉回到76%,税收必须比现在平均增加1.2万亿美元(24%)。
那么应该对税收制度的哪些部分动手?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CBO局长、现为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的鲁道夫·彭纳(Rudolph Penner)评价说:“个人所得税能挤出的税收已经几乎全部挤到了。”曼哈顿研究所的里德尔指出,即便把所得税第一、第二分位的税率提高到现在的两倍——74%和70%(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几乎不可能),也只能填补未来30年联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缺口的五分之一。他建议,有必要对汽油销售引入碳税、把企业的州税(state tax)上限与个人标准合并以缩小减税限额、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课税等。
然而在对现行税收制度做打补丁式修补的层面上,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难以达成目标。全球工业化福利国家筹措财源的主要方式是与消费相关的税收。其中约60%是增值税。增值税与美国的销售税(sales tax)概念相似,但在商品经过每个生产环节时由企业缴纳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增值税平均占GDP总量的6%,平均税率约为20%。
美国没有增值税或联邦消费税。考虑到这些税在其他国家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之大,不难猜到美国国会为何对引入态度消极。但想到财政赤字问题日益迫在眉睫的现实,也许不久就会迎来必须接受此前完全想不到的解决方案的一天。进步倾向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威廉·盖尔(William Gale)预测:“在现任总统和本届国会之下大概不会引入增值税,但这种可能性会上升”,“不管是什么,总会出现如今看来不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美国政治人物最终下定决心开始国家财政健全化工作,随之而来的将是刺骨之痛。由于浪费了太长时间,即使分阶段推进,加税从一开始也不得不定得很高。美国人从未有过这种程度的加税是可能的认知。消费者将逐渐削减汽车、家电、iPhone和度假相关的开支。企业的营收和营业利润也将受到冲击。消费者承受的痛苦将转化为政治压力,迫使特朗普政府取消其如此自豪的部分企业所得税下调。
戴维·科特透露,自己刚加入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时是赞成增值税的。“后来有人指出,政府并不需要开征新税的动力。我反倒担心政府支出会因为增值税而越来越多,于是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但如今在民粹主义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共和党的支持下,政府支出更多了。就福利问题而言,美国人希望获得更多待遇这一难以抗拒的力量,将强力抵制高税收。不过正如约翰尼·默瑟(Johnny Mercer)那首老歌所唱的,恋爱时总会有些“舍不得也得舍弃”的东西。/翻译 金花允 whayoon.kim@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