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5月号。</b></font>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医疗体系已经崩坏。高质量的数据以及运用这些数据的能力,究竟能否拯救美国医疗界?《财富》对科技界的“下一股巨大浪潮”进行了深度剖析。By ERIKA FRY and SY MUKHERJEE
开端是去年12月。药店连锁CVS提出以690亿美元收购保险公司安泰(Aetna)。到了1月,亚马逊、JP摩根大通与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三家大企业宣布成立合资企业,目的是降低合计约100万名员工的医疗费用并提升成效。3月,保险公司信诺(Cigna)宣布将以超过500亿美元收购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harmacy benefits manager·PBM)/*译注:负责审查处方药的适当性/快捷药方(Express Scripts)。
医疗界接连出现重大公告,原因何在?乍看之下,可以认为是因为市场庞大。借用经营者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在追逐“规模”。但背后隐藏着更为强大的因素。就像谜题的答案一样,那个既极其庞大又极其微小的“它”,正是数据。
更准确地说,是各位的数据。关于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健康史、时刻变化的健康状态、去过的地方、支出明细、睡眠状况、饮食与排泄等,每天都在生成海量数据。其形态也极为多样:实验室检验记录、医学影像、遗传信息、液体活检、心电图等。再加上保险理赔单、临床试验、处方、学界研究等,每天生成的数据量高达750京字节,占全球数据生成量的30%。这座庞大的信息仓库过去也存在。然而,一系列新技术、更精密的测量装置、渗透到日常各处的连接性、云
再加上人工智能(AI),使企业运用并理解数据的途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阔。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Scripps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所长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表示:“并不仅仅止于数据本身。”“重要的是分析。直到三五年前,数据还只是各自待在原处。现在则有了分析和解读。这是医疗界正在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
获取、分析、运用数据的潮流,堪称“新的淘金热”。不仅炙手可热的创业企业蜂拥而入,IT巨头们也纷纷发起挑战。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专攻生命科学的子公司Verily正在追踪1万名志愿者的全部生物信息,以建立人类健康的“基准线”(也有传闻称该公司对医疗保险市场感兴趣)。苹果的新款iPhone面向几家大型医疗机构的患者,提供即时查阅本人医疗记录的功能。苹果还与斯坦福大学共同研究可穿戴设备能否检测出重症心脏疾病。
据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预测,美国的医疗费用仅2018年一年就将同比增长5.3%。许多人将数据宝库视为降低医疗成本、改善患者健康的终极手段。这是高尚的愿望。但“商业前景极其巨大”的确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会计事务所BDO的董事总经理戴维·弗兰德(David Friend)指出,(数据丰富的)Facebook与谷歌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他估算广告市场规模为2000亿美元。“医疗健康产业比它大15倍,规模达3万亿美元。理论上可以诞生15个Facebook和15个谷歌。这就是挑战者纷纷出现的原因。”
因此,医院、保险公司、PBM、制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等医疗界——占美国经济的五分之一——的众多企业正在加快重组与再创新。如果按照它们的目标,行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不仅企业,消费者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首席技术与创新官(chie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ficer)保罗·多尔蒂(Paul Daugherty)对变化持乐观态度。他预测,得益于“信息不对称”,拥有自身生物信息所有权的患者将获得新的力量。
为了把握医疗界的力量平衡今后将如何改变、当前状况如何,《财富》采访了40多位医疗企业高管以及企业家、医生、患者和其他专家。从现在起,让我们看看大数据革命将如何改变、又将无法改变医疗界。
▲数据药片:为患者而生的新范式
住在丹佛市郊的林赛·埃默斯(Lindsay Amos)在儿子雅各比(Jacoby)快满八岁生日时察觉到异常征兆。平日喜爱冰球和长曲棍球、十分活泼的儿子动作变得迟缓,上厕所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为雅各比诊察的医生在确认血糖值后,让他们立刻去急诊室。在前往急诊室的车上,孩子反复失去意识又醒来。当时雅各比的血糖值为735mg/dL,远高于70~140mg/dL的正常范围。所幸避开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DKA是血糖值持续偏高时发病的疾病,会引起血液酸化和器官功能停止,甚至导致死亡。
针对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埃默斯得到的指导对策简单、模糊到令人不安。埃默斯一家接受了关于1型糖尿病以及血糖值过高或过低时危险性的简单教育。家人必须确认雅各比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每天用糖尿检测仪刺手指测量血糖值,之后把所有记录手写下来。
管理压力、运动、胰岛素和各类食物,并掌握、调节其他众多因素对血糖的影响,绝非易事。把雅各比的健康维持在正常范围内既辛苦又令人恐惧。埃默斯努力计算数值,但似乎并没有太大帮助。孩子的身体状况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血糖值会危险地飙升(疲倦时),又突然极端降低(困倦时)。
血糖值关乎雅各比的生命。埃默斯希望持续掌握儿子的血糖值。在孩子被诊断为糖尿病后的头几周,她一天测量约20次血糖,尽了最大努力。这个次数远远超过保险公司对检测试纸的支持上限。
过去,全美有数百万家庭经历过当时埃默斯那样的恐惧。但2015年出现的智能手机技术稍稍减轻了他们的忧虑。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德康(Dexcom)把持续测量血糖的设备(这项技术十多年前就已问世)与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无线连接。如今每隔5分钟测得的血糖值可以整理成图表,并与他人共享。患者一旦陷入危险,警报会立即响起。
也有专家认为,这类持续监测装置给了患者过多信息。但埃默斯(一边开玩笑说自己在“跟踪”儿子的血糖值)表示,这个装置挽救了生命。她说多亏了它,雅各比才能重新做一个普通的三年级学生。孩子如今不必每天多次离开教室去保健室,而是用Apple Watch查看血糖值(埃默斯也用iPhone查看)。为了配合测量间隔,也不必在凌晨起来刺手指。雅各比最近能一觉睡到早上。
这台设备的好处不止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埃默斯母子利用设备的数据,学会了理解和管理糖尿病。他们掌握了吃哪些食物会使血糖值上升、吃披萨这类复合碳水化合物时该何时注射胰岛素。数据并没有治愈糖尿病。但他们能够预测血糖变化,警报响起的情况也变少了。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技术已完全融入埃默斯家的日常。“它和安全带或自行车头盔没什么不同。”这是埃默斯的话。
这段经历只是医疗设备与智能手机连接使患者与其医疗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例子。像这样,新技术正成为改善患者健康的机会。
Virta、Omada等数字化糖尿病预防及治疗平台,把糖尿病患者与支持团体及健康教练(health coach)连接起来。健康教练是能够远程监测体重、血糖、饮食、用药量等的健康专业人士。另一方面,Proteus Digital Health推出了药片型传感器。这种仿佛会出现在《黑镜》(Black Mirror)/*译注:英国的科幻社会讽刺剧/里的传感器会记录患者是否服药(如果患者愿意,医生和家人也可以查阅记录)。每当药物接触胃酸,传感器就会向应用推送通知。借用弗劳德特&威斯康星医学院医院首席创新与数字官(chief innovation and digital officer)迈克尔·安德里斯(Michael Anderes)的说法,这是治疗变成游戏的时刻。弗劳德特把这种传感器提供给依赖吉利德(Gilead)的夏帆宁(Harvoni)等高价治疗药的C型肝炎患者。引入传感器之后,遵守服药指导的比例高达98.6%。遵守服药指导不仅提高治疗有效性。多服一个月药通常要花数万美元,这笔费用也得以节省。这正是由弗劳德特(而非患者)承担传感器费用的原因。
Apple Watch或基于安卓的设备等可穿戴健康追踪器,正为从失眠、高血压到重症心律失常等众多疾病提供警报功能。也有技术把这种改变了的认知应用于基因组分析——目前尚不完善,也存在争议——以测算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等特定疾病的发病可能性。Color Genomics、23andMe等医疗创业企业推出的基因检测试剂盒价格也在持续下降。它们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乐观论者主张:“通过这类方法,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遗传上易患哪些疾病,就会采取预防性行动,风险有可能减少。”
家用基因检测是突然走红的商品。去年黑色星期五促销期间,23andMe的基础版DNA检测在亚马逊畅销排行榜上紧追AI音箱Echo Dot、速热电水壶、压力锅等,一度排到第5位。
这些变革性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魅力:由消费者主导技术。
一些大型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患者本人能够运用数据,医疗成效会提高,成本也能得到控制。安泰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里尼(Mark Bertolini)基于这种认识展开了投资。与药店CVS的合作尝试也可以说是其中一环。安泰判断,如果企业能证明客户通过与企业合作能获得哪些好处,客户就会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甚至会主动要求这么做。贝托里尼说:“我们遵守保护数据的所有规定。”“但反过来,如果对客户说‘告诉我们信息会让事情方便得多’,客户就会共享信息。社交网络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掌握了个性化信息的公司会与客户一起打造定制化保险。贝托里尼说:“由患者和公司共同设计的保险不需要投保人自付额或支付审批”,“原因就在于是一起做出来的”。
▲中央控制:借数据改进决策
公关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德尼·M.(52岁)在挑选妻子的生日礼物时突然感到疼痛。他抓着胸口寻找可以坐下的地方。腰部以下失去知觉,有麻痹的感觉。那是“像被卡车撞了一样”的感觉。
罗德尼接受过癌症治疗,病情已好转两年。对他而言,另一场医疗噩梦开始了。这种名为“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的疾病,是向身体供血的核心血管破裂所导致的。
罗德尼很幸运。迅速赶到的救护车把他送往位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霍华德县综合医院(Howard County General Hospital)。主动脉夹层患者每5人中就有1人在抵达医院前死亡。然而这还不是终点。几分钟后,罗德尼乘直升机被转送到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医院。经过长达7小时的大手术,他最终活了下来。
当时并不知情,但挽救罗德尼生命的过程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指挥中心(command center)”发挥了很大作用。负责近来不断扩张的约翰斯·霍普金斯急救医疗部门的首席行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吉姆·舍伦(Jim Scheulen)说:“41分钟,医院准备手术就只用了这么长时间。”
指挥中心从10多条数据流中实时接收信息。包括患者健康记录、急救医疗派遣服务现状、检查结果、特定时点的剩余床位数等。经人类训练的算法
瞬间判定患者该送往何处。像罗德尼这样,事先让手术团队做好准备成为可能。
从医院的立场看,数据化经营确实具有财务优势。“以约翰斯·霍普金斯为例,2016年开设指挥中心之后,可接收高难度癌症患者住院的能力提高了约60%。急诊室候床者(等待急诊室床位空出的人)也减少了25%。等待手术的人也减少了60%。”这是在建立约翰斯·霍普金斯指挥中心的GE医疗中监督类似项目的杰夫·特里(Jeff Terry)的话。舍伦解释说,多亏新技术,约翰斯·霍普金斯在没有实际增加病房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于增加15~16张床位的效果。GE已定下今年面向30家医院、追加建设10个指挥中心的目标。对于这些医院在指挥中心建设上的投资金额,特里预测“未来5年将取得投资额4倍的收益”。
还有一些变化虽不那么华丽,但潜在影响力更强。那就是借大数据对既有技术的划时代改进,其中电子健康记录(EHR)最具代表性。
在医疗界,没有哪项技术像EHR那样声名不佳。EHR一直被批评太占用时间、与其他医疗记录系统兼容性差、患者几乎无法理解。2015年以来,竟有593篇学界论著和1部说唱音乐视频探讨EHR与医生的职业倦怠症之间的关联。而大数据的真正价值正体现于此:它正把曾经吞噬时间的电子健康记录变成可用的研究手段。
来看位于密歇根州西南部的社区型非营利医疗机构Lakeland Health的案例。Lakeland在2012年引入EHR,当时没有纸笔就毫无用处。护士把患者的生命体征写在图表上后,还得回到办公室,把数值一一录入医院的EHR。录入要花15~20分钟,错误也频发。2016年中,Lakeland引入了英荷合资的大型医疗企业飞利浦开发的新型系统。结果,如今数据可以从患者的手环自动上传,或由护士在病房用便携设备录入。
从引入初期起,一项变化就十分突出。正如Lakeland的首席护理信息官(chief nursing informatics officer)阿瑟·贝拉吉(Arthur Bairagee)所说,护士投入在患者身上而非数据录入上的时间增加了。但更强有力、更令人惊讶的变化另有其事:提示患者心血管及呼吸停止的“蓝色代码(code blues)”减少了。2016年6月引入新系统之后,蓝色代码竟减少了56%。原因在于监测技术中搭载的基于AI的预警系统捕捉到了生命体征的细微变化。此外,系统还测算出每位患者的风险指数,便于护士优先照护危险患者。
飞利浦负责战略与创新的首席医疗官罗伊·斯迈思(Roy Smythe)强调:“对当前状况保持坦诚而现实的态度很重要。”新推出的数字与数据工具大多尚未达到直接提供医疗的水平。它们更接近于帮助人类更聪明、更高效、更精确地开展医疗行为的辅助手段。
斯迈思对医疗新技术的过度期待保持警惕。《财富》采访的许多专家也是如此,数字医疗的极力称赞者也不例外。
西达赛奈(Cedars-Sinai)医院的内科医生兼医疗服务研究负责人布伦南·施皮格尔(Brennan Spiegel)指出:“愿景很宏大,实践却不足。”“我是一个对技术持怀疑态度的技术爱好者。如今硅谷有太多人从未碰过患者一次,也不知道数字医疗有多难。”同时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教授的施皮格尔,提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著名失败案例。2015年,西达赛奈曾试图通过Fitbit、Apple Watch、Withings等可穿戴设备把患者与电子健康记录连接起来,但以惨败收场。他说:“向患者传递信息的方式有欠缺,引导参与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潜在参与者感受不到参加一个没有明显价值主张的项目的动力。数字医疗不是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而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
身为知名心血管专家的斯克里普斯的埃里克·托波尔也留下了类似的警告。“玫瑰色的承诺满天飞,真正实现的却很少见。”原因在于多重结构性障碍。美国医疗机构的僵化与“老龄化”也是其中一部分(美国的医生有一半在50岁以上)。他们“除非报酬提高”,否则会抵制既有方式的改变。
▲克服“失败问题”
在加利福尼亚的生物技术企业安进(Amgen),大数据把新药开发过程彻底颠覆,也大幅改变了候选物质群的面貌。这一切始于2011年,统管研发的肖恩·哈珀(Sean Harper)开始频繁前往冰岛出差。他的目标是解决公司(乃至全行业)的烦恼“失败问题(failure problem)”。所谓“失败问题”,指的是90%的新药候选物质迈不过上市门槛的现实。
新药开发成本极高,效率却很低。制药公司常常要花数年、投入几十亿美元来验证一个有可能性的科学假设。学者们在尚未完全理解自己所选靶点(target)的生物学机制有多复杂,或为何在小鼠身上效果极好的药在人身上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期待化学上的偶然发生。
哈珀认为,冰岛的健康数据在质量上远优于其他地方。冰岛政府收集并持有16万国民的基因序列、医疗记录和家谱。这些数据的存储与分析,自1996年创立起就由总部位于雷克雅未克的人类遗传学专业企业deCode负责管理。2011年当时,该公司正因财务问题而苦苦挣扎。
尽管面临破产危机,deCode仍积极对外公开遗传学发现。它从所管理的数据中找出遗传变异,并与从癌症到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的临床结果相关联。由于计算处理能力提升使测序成本骤降,哈珀判断从新药开发角度看deCode的价值被低估了。安进于2012年以4.15亿美元收购了deCode。
这次收购彻底改变了安进的研发过程。收购deCode之前,安进的候选分子中只有15%的靶点效果得到验证。收购后,安进开始基于deCode数据库评估所有候选物质。结果,失败之作被揭示出来。新药候选分子中约5%出现了没有疗效的证据。管理层中止了这些物质的开发(备受期待、即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冠状动脉相关候选物质也不例外)。相反,靶点在遗传学上明确的物质被列入优先序列。安进批准了由deCode的遗传数据验证过的十余种候选物质的开发。
据哈珀介绍,目前安进在研的新药候选中有四分之三是基于从deCode数据库获得的发现。公司已经能够取得超过对deCode投资额的收益。
不过,靶点疗效的遗传学验证并不是成功的保证。如何安全有效地攻击靶点等各类生物学难题依然存在。但开发难度确实降低了。哈珀说:“收益率提高50%就已经很惊人了。”
安进收购deCode之际,生物技术企业再生元也在推进与deCode的合作。战略与安进类似。然而该公司没有收购外部机构,而是选择了自主研究。4年前成立的再生元遗传学中心(Regeneron Genetics Center·RGC)力图尽可能多地分析外显子组(基因组的蛋白质序列),并将其与医疗记录比对,以推动药物开发。
再生元基因组生物信息科学部门负责人杰夫·里德(Jeff Reid)指出:“很多人关注遗传学将对医药研发产生的波及效应”,“但他们对样本的来源流没有构想”。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数据。里德是在再生元与宾夕法尼亚的盖辛格(Geisinger)医院(请参阅“宾夕法尼亚案例”一文)建立合作关系时加入公司的。盖辛格医院计划在取得10万名拥有综合医疗记录的患者同意后,采集基因并进行测序分析。领导RGC的阿里斯·巴拉斯(Aris Baras)说:“盖辛格希望用这些数据实质性地改善治疗。”
此后,再生元与掌握50万人以上数据的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等60多家持有数据的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巴拉斯和里德说:“重要的是,数据的规模和多样性越大,自主做出新发现的能力也就越大。”目前由这项工作出发的靶点生物学研究已达50项。
▲隐藏的数字:医疗记录的潜在价值
据出身杜克大学教授的肿瘤学家艾米·阿伯内西(Amy Abernethy)所言,单纯把医疗数据堆积起来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满足“质量与语境(quality and context)”这至少两项标准,数据才真正变得有用。“如果不理解医疗行为的核心特性,也就无法知道真实现场有多么杂乱无章。”阿伯内西从4年前起还担任由谷歌风投(Google Ventures,GV)支持的创业企业Flatiron Health的首席医疗官。
来看Flatiron的主力领域——癌症治疗记录。肿瘤学EHR中最有用的信息相当多(约一半左右)来自医生的诊疗记录。然而诊疗记录往往没有被体系化为具体条目,因为它是难以按条目整齐划分的观察记录。
田纳西肿瘤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兼医生杰弗里·巴顿(Jeffrey Patton)说:“过去电子记录被用于开具账单和收取治疗费。换句话说,它是为了拿到钱而必须留下的文档流程。”田纳西肿瘤学中心是田纳西州治疗癌症患者最多的社区型医院,也是使用Flatiron系统的数百家地区癌症中心之一。
Flatiron主打的优势颇为反讽,竟是人。因为只依赖计算机时会遗漏的东西,人能够捕捉到。阿伯内西说,比起收集数据,“整理”更难。“如果缺乏对语境的理解,这一步会非常困难。”
目前Flatiron持有美国癌症患者中20%的数据。罗氏制药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奥戴(Daniel O'Day)评价说:“Flatiron的架构非常出色。”罗氏母公司罗氏控股(Roche Holding AG)今年2月宣布以19亿美元收购Flatiron。奥戴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Flatiron与其他企业的差别在于,它能够生成符合监管水平的真实世界数据。”其整理数据的能力之强,达到了“理论上(在罗氏在研的免疫疗法抗癌药泰圣奇(Tecentriq)的一项临床试验中)可以部分替代‘对照’角色的程度”。
在抗癌药研究中,临床试验数据的积累是数十年来的难题。Flatiron的系统能让把特定患者与合适的治疗药研究相匹配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从而在这一方面带来范围广泛得多的变化。
事实上,IBM的认知计算系统沃森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今年3月,美国大型医院梅奥诊所(Mayo Clinic)报告称,沃森使乳腺癌临床试验的登记率提高了80%。梅奥的首席信息官(CIO)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在接受行业专业媒体MobiHealthNews采访时说:“多亏沃森,临床试验与患者的匹配得以比过去快得多、有效得多地进行。”
像PBM这样过去与患者关系稀薄的机构也在改变。从PBM所监管的海量医疗数据中得出的发现,已能同时改善整个社会的医疗水平与成本。
来看信诺今年3月确定收购的PBM快捷药方(Express Scripts)。这家总部位于密苏里州的企业每年处理向1亿名患者开出的14亿份处方。快捷药方还知道患者是否真的服用了所开的药。在美国,因患者不遵从处方而产生的费用,各种估算不同,每年达1000亿~3000亿美元。这是患者违背用药指导所引发的并发症相关费用。
快捷药方的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汤姆·亨利(Tom Henry)说:“通过数据,我们掌握了300种可预测患者遵从处方概率的因素。”从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收入水平、居住地)到行为相关数据(记忆力、拖延倾向等,基于快捷药方对违背服药指导的患者所做的调查),此外还包括处方医生与患者的性别(由女性医生负责的男性违背处方的概率较高)等乍看毫无关联的因素,种类实在多样。快捷药方方面表示,该算法已完成验证,准确率为94%。公司利用这一算法为每位患者打分,并以多种方式提高服药率。亨利对此解释说,这是“不像老大哥那样、非常谨慎的方式”。快捷药方表示,多亏这项技术,违背处方的患者比例下降了37%,医疗费用也节省了1.8亿美元以上。
如革命常有的情形,许多人在没有认真考虑波及效应与副作用的情况下就先行动起来。在大数据医疗革命中,从患者的隐私到“告知无法回避的风险是否正当”这样的伦理困境,各种问题都随之而来。数字医疗的赞颂者主张,大数据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杀手级武器”。但这件武器究竟会攻击谁,现在还无人知晓。/翻译 金和润 whayoon.kim@gmail.com
▲宾夕法尼亚案例:想看看医疗数据革命的未来?去宾夕法尼亚的乡村看看吧。
几年前,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盖辛格医院管理层发现,医生们直到深夜还在登录电子健康记录系统。原因是白天没能处理完的行政工作。盖辛格首席执行官戴维·范伯格(David Feinberg)知道,美国医疗界职业倦怠症蔓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于是他在审阅数据后作出了大胆决定:把65岁以上患者的诊疗时间延长一倍。
盖辛格的医生现在为高龄患者诊疗40分钟。结果每天看的患者数量大幅减少。这看似是财务上相当不利的决定。但事后分析数据发现,财务并未受到打击。因为得到细致诊察的高龄患者,因就诊时未曾提及的症状而来急诊室或住院的概率大幅下降。
如果数据是现代的石油,那么在宾夕法尼亚农村地区为300万名患者提供诊疗的盖辛格就是医疗界的沙特阿拉伯。成立于1915年的盖辛格是同时提供患者治疗和保险的一体化医院(因此它同时掌握着两方面的数据)。1996年全面引入电子健康记录,在美国大型医院中属于最早的一批。此后持续投资EHR,如今患者已能用iPhone查阅自己的诊疗记录。
当诊疗与保险理赔明细以可检索的形式汇集到一处,就能像谷歌搜索一样轻松实时查找。医生的诊疗记录或医学影像等非结构化资料也是如此。
过去几年,盖辛格利用这一点合理化了手术室的使用(以往即使预计手术会延长,也一律按45分钟为单位安排手术日程)。此外,还找出医院体系内哪些变量会引发费用(比如耗材用量比别人多的手术等),并集中审查医学影像。做法是利用经AI训练的计算机找出中风可能性高的患者。
范伯格首席执行官认为,大数据并不会改善医生和护士的能力。它只是能够改善患者诊疗与护理的又一种手段。
▲聪明的药物设计:克服大型制药企业“失败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相信AI就是答案的公司,在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Framingham)。
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说:“开发挽救患者生命的创新药物时,投资收益率必须足够高。”然而目前这一收益率低迷。2017年德勤对制药业前12家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新药研究的收益率仅为3.2%,而2010年还有10.1%。
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桎梏?在(失败概率最大的)最初阶段运用AI来改进新药开发,或许是一个答案。德勤表示:“(AI)有助于分析从临床试验、健康记录、遗传特征、临床前研究等获得的大量数据。AI通过分析数据中的模式与趋势,能比研究者独自调查时快得多地建立假设。”
默克(Merck)、赛诺菲(Sanofi)、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大型制药企业已在研究中引入大数据。2017年,阿斯利康与马萨诸塞州的创业企业BERG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寻找治疗可能性较高的生物学靶点,以及寻找对抗帕金森病等神经学疾病的作用物(agent),它选择了BERG的AI平台。
具体是怎样的方式?BERG首席执行官尼文·R.纳赖恩(Niven R. Narain)将其解释为“回归生物学”。即把从健康人和患者身上取得的组织样本在多个分子层面进行分析,再与临床数据结合后输入BERG的AI平台,从而找出靶点。
BERG在做数据分析时,避免使用“向公众公开的数据库”。纳赖恩说:“与神经网络相比,我们更多运用贝叶斯推断(Bayesian approach)/*译注:基于既有数据推导出所需数值的一种概率论方法/。”“并不是大量获取数据、放进模型里去找关联关系。我们不是先定好假设再开始,而是把所有数据放进系统,让数据来生成假设。”
就“先投身进去再说”这一点而言,AI与传统科学其实并无不同。真是件奇妙的事。
▲数据归谁所有?:如果让我成为我的是DNA,那么DNA只属于我吗?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去年假期发布了一则令人意外的公告。内容是希望购买家用DNA检测的消费者应当考虑隐私问题。FTC指出:“大多数检测只需擦拭一次皮肤表面就结束。但由此获得的样本有可能被用于掌握使每个人成为独特存在的生物学构成。”
这是在警告,第三方可能会借个人最私密的信息获利。
基因组解读专业企业23andMe持有500万名客户的DNA。公司还与基因泰克(Genentech)、大冢(Otsuka)等制药企业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首席执行官兼共同创始人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说:“没有必要担心合作关系。”她表示,客户数据中的个人识别信息已被删除,且必须经本人同意才能使用。
沃西基强调:“客户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所有权,如果存在由遗传原因导致的健康风险,也有权知道需要知道的部分。”语气坚定得如同宗教信念。事实上,认为DNA信息应由提供者本人拥有决定权的想法(令人意外地)是一种极端主张。但数字医疗的先驱、心血管专家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等人积极支持DNA隐私。“我确信个人应该掌控自己的医疗数据,也有这样的权利。”托波尔还担任斯克里普斯转化科学研究所所长。“因为这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些信息带来的改变还可能决定生死。”
但托波尔认为,基因数据价值巨大,因而也存在脆弱的一面。“现实是,DNA信息即使在个人识别信息已被去除的状态下,也常常被黑客攻击、四处被盗、被秘密出售。”
实际上,一些企业公然宣传自己能够通过大量数据来源轻松识别个人消费者。美国最大的数据中介商之一Acxiom(总部位于阿肯色州)自夸能够把消费者信息(收入水平、购买习惯)与医疗及保险理赔记录进行匹配。其主张是,虽然个人识别信息已被删除,但数据若呈现更为综合的形态,就有助于改善医疗健康企业的客户管理、保险和营销。
Acxiom数据伦理部门负责人希拉·科尔克拉舒尔(Sheila Colclasure)说,隐私的时代已经结束,“伦理性数据使用”的时代已经到来。她认为,为了有用的发现,个人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将会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尽管如此,消费者心中仍留有疑问:这样创造出来的价值,究竟归谁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