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5 | 정재웅 기자

人事部门绝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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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8年5月号。</b></font>

那位人事负责人看上去开朗、为人不错,也许性格确实很好。但在职场“我也是”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必须记住:人事部门存在的主要理由是管理层,而不是你。撰文 Erika Fry、Claire Zillman

微软近来与女性员工关系紧张。声称遭受性别歧视的女职员们对这家平日声誉甚高的IT巨头提起了集体诉讼。原告方——8630名女性工程师和IT专业人士——主张,在2011年至2016年间,她们在518次晋升以及约1亿至2.38亿美元的薪酬方面受到了不利对待。

然而,微软真正的问题也许出在人事部门。细看诉状中原告方的主张,这家企业的人事部门始终像个漠不关心的第三方那样处理事件。据原告方称,该人事部门对员工提出的严重问题未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还有主张称,人事部门介入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目前正在应诉的微软强烈否认上述主张。公司反驳称,原告未能如自己预期那样获得晋升或拿到更高薪酬,其原因与性别无关。公司发言人向《财富》表明了如下立场:“微软鼓励员工提出问题,并为此设有多种渠道。公司严肃对待所有问题,设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团队,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彻底、中立的调查。调查之后,会基于证据作出公正的结论。”

但从诉状来看,女职员们似乎并未感受到人事部门的支持或保护。

举个例子。负责互联网安全战略的凯瑟琳·穆苏里斯(Katherine Moussouris)至少三次向人事部门提出问题。在入职约一年后的2008年,她报告称某位管理者对组内女职员实施性骚扰。据称她的主张有相当依据。但涉事管理者只是被调往其他部门,之后甚至还获得了晋升。穆苏里斯还提出异议称,那位上司在调岗前似乎削减了她的部分津贴。然而人事部门未采取任何措施。2014年,她再次向人事部门提出,自己虽是核心研究人员,却反复在晋升中被忽略。她还主张,此前的男性同事成为上司后剥夺了她的职权,并安排她做一些若是男性员工便不会被派去做的低层次工作。面对这些问题,人事部门同样毫无作为。最终她辞职并对公司提起诉讼。

再看工程师海迪·博厄(Heidi Boeh)的案例。她主张,2010年上司曾对她说,不想把一次晋升“浪费”在她身上。当时她有一个孩子,上司说自己认为她还会再生一个。她表示已将与这位上司的对话报告给人事部门,但并未得到及时处理。事实上,这并非她与人事部门的第一次不和。2002年她也曾提出自己正遭到一位男同事的性骚扰。但她主张,当时人事部门同样没能对情况作出“适当处理”(她甚至陈述称,人事部门反而加剧了“那种处境带来的痛苦和压力”)。此外,她在2017年向人事部门报告称,自己招聘的两名新员工因为是女性而被给出带有歧视性的薪酬。但这同样被置之不理。

在诉讼中接连申诉遭受性别歧视的微软员工表示,现实与自己的设想不同,最终让她们感到被背叛。她们主张,自己原本以为人事部门理所当然会站在她们一边。

这是美国职场每年不断重复的故事。以“建立信任与归属感”为名开展的大量公司内部沟通活动,也在助长这种误解。就连资历很久的老员工也往往会忘记,情况不妙时人事部门可能转身背离。在纽约执业的知名雇佣法律师凯文·明策(Kevin Mintzer)说:“人事部门绝不是值得信赖的密友。”

仔细想想,原因很明显。即便是抱有善意的人事负责人,他们也不是为你工作。归根结底,他们的年薪由公司管理层决定。因此人事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为公司工作、保护公司。所谓的“资源”,是为管理层的利益而存在,而非为普通员工。

人事部门不是你的朋友,这并非新鲜事。但随着揭露上司不当行为和不公企业文化的“我也是”(#Me Too)运动席卷全美,冷酷的现实变得更加清晰:金钱往往被置于原则和劳动者福利之上。优步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在入职第一天就被上司提出性关系要求。但人事部门以那位上司“有能力”为由把事情压了下去。据称,福克斯公司的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和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多次借和解协议中的保密条款和数百万美元赔偿掩盖被提出的指控。而这些还只是广为人知的性骚扰案例: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每年受理约8.6万件与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译注:引爆“我也是”运动的好莱坞电影制片人/案件类似的性别歧视及报复案件。似乎在每一个加害者和每一个对女性充满敌意的职场背后,都有一个默然配合的人事部门。实际上,人事部门正在执行所有的责任规避策略(千篇一律的反性别歧视培训、流于形式的调查程序、封口式仲裁、不公开和解)。

“我也是”运动使人事部门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监督职场内不当行为本身就是艰难任务,而它又与过去几年里成为人事工作最大优先事项的目标——招募人才——相互冲突。

目前的就业市场处于需求超过供给的繁荣状态。雇主们正努力理解难以捉摸的千禧一代。因此人事部门的优先事项也转向了通过温和、亲切的“求爱”来引进人才。在此过程中,人事部门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据彭博BNA 2017年的调查,每100名员工对应的人事专业人员为1.4名,相比十年前的100比1大幅增加。此外,企业开始在薪酬之外的各种福利上展开激烈竞争。只要看看《财富》评选的“美国最佳雇主100强”榜单,就能看出美国主要企业为引进人才展开了何等热烈的“求爱”:宠物友好办公室、弹性工作制、免费零食和公司内部的生活教练等都是代表性例子。同样,许多企业正热衷于面向潜在新员工、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打造“雇主品牌”。在这种热情的招待与欢迎中,人们很容易忘记:绩效评价与监督工作是由同一个部门承担的。

人事从业者表示,他们同时为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工作,并不认为这两种努力相互排斥。正因如此,一些人事部门,尤其是IT企业的人事部门,正在选择新的称谓。它们不再使用陈旧的“人事”之名,而采用更亲切友好的“People Operations”(人员运营,谷歌及西南航空)、“Employee Experience”(员工体验,爱彼迎)、“Employee Success”(员工成功,赛富时)等。

然而,表明人事部门在管理员工体验方面做得不足的证据比比皆是。考虑到这一点,员工怎样才能避免令人失望的经历?第一步是更好地理解人事负责人这些同事所面临的难处。

人事部门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当时企业设立人事部门,是为了把员工分配到装配线或工厂。但雇佣法律师明策说:“今天的人事制度大多是为了限制雇主的责任。”原因之一在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与职场相关的法律和规制——《同工同酬法》、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禁止怀孕歧视法》。

如今人事部门掌管各类企业责任:行政事务(薪酬、津贴)、新员工招募(录用、培训)、规则遵守监督(员工关系、纪律处分)等。1998年,韩国大法院曾判定,“在寻求法律救济之前,应先向人事部门提出问题”。实际上,2017年12月,弗吉尼亚州法院法官在一名女性原告对BAE系统公司提起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及报复措施等诉讼中支持了被告,理由之一便是原告“未利用自己清楚知晓的BAE问题申报程序”(当时BAE在声明中称赞了法官的决定,并称原告的主张“毫无实质”)。

雇主品牌咨询公司Exaqueo的苏珊·拉莫特(Susan LaMotte)对“我也是”运动集中曝光的赤裸现实并不怎么惊讶。她说:“人事从业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处理与近期被大幅报道的事件类似的问题”,“和20年前一模一样。”“我不想这么说,但要实现结构性变革并不容易。”

这种缓慢的变化源于现实反映了企业的优先顺序。人事出身、目前经营雇主品牌与搜寻咨询公司Amplify的拉尔斯·施密特(Lars Schmidt)指出:“过去几十年里,这一领域在战略性业务衔接、自动化、数据驱动等方面演进了相当多,但在人事惯例及申诉解决方式上几乎没有改变。”

对人事部门的投资也一如往昔。由戴维·桑福德(David Sanford)担任会长的律所Sanford Heisler Sharp主张,其在2010年代理了史上规模最大的雇佣性别歧视诉讼。在这起针对诺华制药的集体诉讼中,陪审团裁定向原告赔偿2.53亿美元,重审中该金额减至1.75亿美元。桑福德会长指出:“通过这场诉讼可以看出,雇用了数千名员工的诺华只有三名调查人员。”(该企业的人事部门也没有能够追踪性别歧视相关申诉的集中化系统。根据纠纷后的和解,诺华后来改进了这一部分。)

企业内改善劳资关系的基础设施未见改善,而过去作为员工支柱的经济性支持却在不断消失。实际上,目前美国劳动者的工会参加率为11.9%,相比1983年的23.3%大幅下降。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占无工会民营企业的54%,而这一比例在1992年仅为2%——在强迫员工签署强制仲裁协议。这是禁止员工向公共法院起诉的合同(一般而言仲裁比诉讼更迅速、成本更低,但这类合同在多方面被证明对员工不利)。

上述因素很好地解释了:尽管社会取得了进步,与职场内性别歧视及报复性措施相关的问题为何在20年间持续不断地被提交至EEOC。2015年,EEOC注意到几乎没有企业根除这一问题,于是组建了专门工作组进行调查。该机构在专项报告中主张,“大多数职场骚扰之所以未被报告,是因为员工害怕遭到报复”。在线法律咨询公司LegalZoom最近进行的调查也发现,“相信企业会迅速有效解决职场问题的员工仅占25%”。

员工可以求助的综合性系统本身也有问题。上一财年,EEOC共解决了99109件申诉,其中31411件与职场骚扰有关。EEOC表示,相关申诉中仅有3.1%即970件被认定企业所采取的行为存在“正当理由”。

EEOC现场项目负责人尼古拉斯·因泽奥(Nicholas Inzeo)说:“对受理的案件先做一次初筛,之后只对其中一半进行调查并作出结论。”但他指出,对于向企业提出职场骚扰问题的员工来说,面前的壁垒依然“高得离谱”。

因泽奥还补充说:“与职场内性话题相关的案件也很多,但法院常常判定这类行为并不构成‘严重且侵害性’的行为。”

许多人事从业者在接受《财富》采访时坦言,“当前状况有许多需要回顾和反省之处”。但他们依然不愿说这套系统已完全崩溃。包括雇佣法律师在内的许多人指出,“能够表明人事部门把工作做好了的案例几乎没有”。

据拉莫特称,由于工作性质,人事部门也有些令人憋屈的限制,那就是透明度问题:人事专业人员必须保持高水准的职业道德并守住秘密。拉莫特说:“正因如此,企业要证明自己确实在履行承诺真的很难。”员工可以就上司骚扰自己、或因年龄等问题歧视自己提出不满。但他们很难了解公司的申诉调查过程或纪律处分情况(拉莫特指出,“尽可能向举报人提供信息是最好的做法,但根据结果,信息提供可能会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许多人指出还有一个尤其体现在年轻员工身上的议题:频繁向人事部门提出问题的人,对可能采取的措施抱有不现实的期待。让涉事负责人离职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措施,但并非总是如此。

人事部门调查性骚扰事件的问题尤其棘手,因为法律定义与实际观念往往不一致。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说:“问题在于一般人对性骚扰的认知与法律定义不同。”据英国民调机构YouGov去年11月的调查,18~29岁的美国人中有17%认为男性邀请女性去喝酒就是性骚扰。但过去的判例将上司以不给下属晋升或将其解雇为代价要求性关系,或性方面的行为过度以致营造出敌意工作环境,界定为性骚扰。

对性骚扰的不同解释可能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痛苦。以下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the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约翰尼·泰勒的话:“这样的情况我常常见到。比如一位女职员找到我诉苦说,‘一位高管两次要求私下见面。我拒绝了,但当那位高管又一次提出同样要求时,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性骚扰。’”

如果人事部门告知员工这种行为从法律角度不构成性骚扰,该员工就会觉得人事部门没有尽到职责。泰勒解释说:“人事部门准确地履行了自己的工作,但普通人对性骚扰的认知与法律上的定义并不一致。”

另一个问题与公司内部权力有关。越来越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或称“首席人力资源官”)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报工作——据彭博BNA,约有一半如此——但他们无法像首席财务官(CFO)或首席营销官(CMO)那样施加影响力。调查员工举报的人事负责人影响力则更小。拉莫特指出:“如果高层高管不予关注或无视人事部门的担忧,大多数人事负责人只能接受那种局面。”

在纽约执业30年的企业与雇佣法律师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将此视为结构性问题。人事部门是花钱的地方,而不是创造收益的部门,人事负责人的影响力必然很小。纳尔逊说:“人事负责人最清楚自己的部门不是核心部门。介入太多只会招骂。只要真正为公司创造收益的部门不为当前状况承担责任,什么都不会改变。”

人事专家们认同,管理层强调收益时常常会忽视其他问题。Slalom的人事专家约翰·哈德森重视透明度。他指出:“如果是能力出众的员工,人们往往倾向于对问题睁一眼闭一眼。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大量不信任。”Slalom是一家企业咨询公司,过去曾承担奥普拉·温弗瑞旗下Harpo制片公司的咨询业务。

哈德森与拉莫特承认,人事专业人员并非全都把工作做得很好,由此产生了不信任。而且,如果人事部门与普通员工之间沟通断裂,还可能使敌意工作环境更加恶化。

在建筑业打拼30年的埃德温娜·普雷斯科特(Edwina Prescott)曾在一家负责高端房地产开发的公司担任文件管理专家。当时她常常听到类似“如果你是金发、胸再大一点,就能升到更高的位置”这样的话。普雷斯科特是混血,目前50多岁。当她再也无法忍受大多数男性同事的贬损言论——以及他们对其他女职员的行为——所构成的敌意工作环境时,她将情况报告给了人事部门。据她说,人事部门表示支持,并建议她去向上司反映。然而她的上司不仅对涉事行为毫无警觉,本身还是同谋者。他以“本来就都是这样”的口吻对她的问题一笑置之,反而提议让她做自己的秘书。普雷斯科特拒绝了,她说此后在职场遭到了排挤。最终公司与她的合同终止。她表示,离开公司反而让她感到解脱。

人事负责人中也有连员工标准都达不到的人。在桑福德代理的诺华案件中,证词显示该企业的人事部门每年举办一场令人想起情景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某个场景的“奥斯卡”活动。在这场模仿电影颁奖礼的活动上,人事部门成员购买酒水和道具,演绎一年中最“精彩”的部门事件。正如一位前人事部门高管在证词中承认的,其中包括某地区经理向两名直属下属提出三人一起发生性关系的要求。这场奥斯卡活动本身就给人事部门内其他部门成员带来了心理上的侮辱感。

任何企业都应根除这类错误行为。但如果人事部门想率先垂范、营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就必须再往前迈一步。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泰勒说:“这恰恰是人事部门正在进步的地方。”他强调:“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确认职场规章的层面”,“人事部门应当拥有自己的标准、去塑造工作文化,并让员工与管理层遵守这些标准。”

针对微软的诉讼目前仍在进行。但去年12月,公司为处境艰难的员工迈出了重要一步:取消了提出性骚扰问题时的必经程序——强制仲裁协议。微软还表示支持一项全面禁止此类协议的联邦法案。另一个值得欢迎的举动是,该公司宣布到2020年每年向企业多元化项目投入5540万美元。

这些举动将对营造员工友好的工作环境大有帮助。即便如此,人事部门依然无法成为你的朋友。/翻译 姜荷娜 samese@naver.com

改革人事部门的三种方法 正如“我也是”运动所充分显示的,如今人事部门的状况并不理想。企业正在摸索新方法,以消除人事管理中延续数十年的旧惯例。

-对当下状况的积极关注:由人事从业者转型为顾问的拉尔斯·施密特说:“相比集中于年度绩效考核这一事件,企业正更频繁地检查‘组织健康’状况,从而及早发现问题因素。”所有员工都可以与管理层进行月度或季度会谈。或者人事部门可以利用定期在线问卷来“确认状况”,问卷中包含“喜欢”“不喜欢”“过去一周怎么样?”之类的简单内容。

-通过第三方介入确保客观性:为更彻底地调查职场问题,企业正依赖外部机构(主要是律所)。例如,优步去年聘请了Covington & Burling。合伙人南希·凯斯滕鲍姆(Nancy Kestenbaum)说:“随着‘我也是’运动愈发活跃,更多企业客户找上律所。”除了要调查具体指控的企业外,律所还在前瞻性地评估企业“是否具备为今后解决问题所需的适当政策和文化”。

-相关应用的运用:人事问题一旦爆发,初创公司便去寻找技术解决方案。以种子资金筹得150万美元的Bravely是一个把企业外部人事专家与员工连接起来的新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它就人事问题进行坦率对话,同时不留下记录。还有新推出的免费在线工具Spot。用户为日后可能举报做准备,把职场性骚扰案例记录到A.I.程序中。

投射在大众文化中的人事部门形象

-《呆伯特》DILBERT:猫伯特是这部长期连载的办公室讽刺漫画中“恶名昭著的人事部长”。

-《德鲁·凯里秀》THE DREW CAREY SHOW:这部情景喜剧(1995~2004年)中的“平凡”主角费尽力气想摆脱毫无前途的人事工作。

-《上班一族》OFFICE SPACE:一部拥有大批铁杆粉丝的电影。两个叫鲍勃(Bob)的人出场推进裁员,米尔顿(Milton)被赶到了仓库。

-《办公室》THE OFFICE:在热播的情景喜剧《办公室》(2005~2013年)中,管理者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公然轻蔑性格温顺的人事负责人托比·弗兰德森(Toby Flenderson)。

-《在云端》UP IN THE AIR:在2009年上映的这部电影中,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与安娜·肯德里克(Anna Kendrick)承担人事部门的苦差事——在全国各地奔走解雇员工。

-《办公室圣诞派对》OFFICE CHRISTMAS PARTY:在2016年的这部电影中,《周六夜现场》(SNL)明星凯特·麦金农(Kate McKinnon)饰演的人事部长玛丽一边挖苦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请病假”,一边毫不留情地挥舞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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