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劳动董事制的引入全面启动,始于去年5月时任候选人的文在寅总统将引入劳动董事制列入百大竞选承诺。当时文总统表示:“将从公共部门和四大财阀开始引入劳动董事制,并向民营企业扩散。”
立即作出反应的是首尔市。首尔市去年10月修订条例,以首尔研究院等16家投资出资机构(常时劳动者人数100人以上)为对象,将1~2名劳动者代表纳入董事会成员。可视为这些机构间接“大股东”的首尔市长朴元淳表示“要把劳资共生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展现出强烈意志,此事才得以实现。
引入劳动董事制的接力棒随后交给了金融界。KB金融工会推荐比例民主主义联盟共同代表河承洙为外部董事,并于去年11月将选任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外部董事选任案要获通过,须有表决权股份的25%出席股东大会,且其中过半数赞成该议案。
结果KB金融工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因为对工会方提案的赞成率仅为13.7%。但这一尝试本身并非完全徒劳,因为韩国多数银行的第一大股东韩国国民年金(持有KB金融9.8%持股)当时投了赞成票。一家商业银行的高层人士坦言:“外国投资者多将引入劳动董事制解读为政府干预银行经营,视其为风险因素”,“今年工会的攻势还会猛烈延续,担心该如何收拾。”
事实上,全国金融产业劳动组合近期在与金融产业雇主协议会展开团体谈判时,已将“保障劳动董事选任等经营参与权”纳入今年行业统一工资及团体协议的诉求。
金融界一位人士表示:“银行等金融公司虽是民营企业,但公共职能较强,被当作准公共机构对待,因而最先被卷入劳动董事制争议”,“今后随着金融界引入走向,也不能说三星集团等大企业不会突然引入劳动董事制。”若今年《公共机构运营相关法律》修订案在国会通过,预计以产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国策银行和金融公营企业为中心,金融界也将全面引入劳动董事制。
问题在于,不少人认为劳动董事制对韩国式企业资本主义而言是“不合身的衣服”。即便在众所周知的劳动董事制“发源地”德国,安联、保时捷、巴斯夫(BASF)等也放弃了劳动董事制,转型为适用欧盟(EU)法律体系的欧洲股份公司(SE)。
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崔俊善解释称:“德国企业传统上通过银行而非股票市场筹资,与拥有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的韩国情况不同”,“近期陷入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正自行废除或缩减劳动者经营参与,在回避劳动者经营参与。”也就是说,把在发源地欧洲已经失败的制度引入国内,可能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还有担忧认为,若引入劳动者董事制,企业在投资或并购(M&A)中无法迅速决策,创新速度可能放缓。有意见指出,对于以信息技术(IT)等变化速度与幅度较大的产业为主力的韩国企业而言,引入劳动董事制反而可能降低企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