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政权时期,对政府政策提出反对声音并不容易。即便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也伴随诸多限制。随着文人政府上台,学界、舆论界以及社会诸多领域开始尽享自由。自由得到保障,一旦出现国家性关切议题,便百家争鸣式地涌现各种主张。若各种主张不能合理调和,社会矛盾就会长期化、深化。结果是,一旦出现国民关切的议题,便屡屡以阵营逻辑裁断一切。阵营不同,便根本不愿听取对方主张,无条件高呼反对的局面正日常化。
直到去年,朝核还是威胁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的国际议题。最近随着4月南北首脑会谈确定举行,各国之间的首脑会谈也已举行或已定举行。在此情况下,南北首脑会谈无疑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契机。对此,一种悲观主张认为这只是落入朝鲜的意图、反而为其争取时间,另一种乐观展望则认为这将成为朝鲜半岛和平定着的划时代机会,两者相互对立。由于首脑会谈尚未举行,也未出现能解决朝核问题的结果,因此无法判断哪一方正确。然而双方主张两极分化,难以找到共识点。
朝鲜时代的李珥曾在宣祖十二年(1579年)《辞大司谏兼陈消除东西党派之上疏》中力陈公论的重要性。李珥所传达的当时的阵营逻辑,与今日情形颇为相似。东西朋党各自声称自己的主张正确,但听者或认为正确而追随,或认为错误而不予理睬。一般人也是一半认可为是、一半排斥为非,毫无可期待归于一致的“归一之期”的可能。在此情形下,李珥认为,虽可考虑逐家登门解释、若仍不成便强制调和的方案,但那并不可取。因为稍有不慎便会招致人们猜疑,反而提供意想不到的大祸端绪。
于此,李珥想重新审视公论的价值。首先,公论是人心共同认为正确之事。这样的公论,即便无人刻意谋求得出该结论,所有人也都同样认为正确(不谋而同是)。这一过程既非以利诱之,亦非以威慑之,但三尺童子也能知其为是。这才是普遍正确的东西(非诱以利,非所以威,三尺童子,亦知其是者,此乃国是也)。
我们知道,即便有李珥的上疏,朋党也并未止于东西之分,其后又经历了更多分派。阵营逻辑得势之后,李珥所说的连三尺童子也同认其是的公论便再无力量。李珥在上疏中诊断,不能摆脱阵营逻辑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深识远虑之士”,人们被“我是你非”的众口难调局面所左右,无法把握重心。
将李珥的上疏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其逻辑是:若具压倒性智识的人才不动用利益与威势,依客观公正提出能解决社会议题的深识远虑之公论作为解法,所有人便会尊重该解法。可以说他期盼引领时代的英雄出现。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既无那样的英雄,也无不必谋求而众人同认其是的“不谋同是”之公论。但若摆脱阵营逻辑的三尺童子们聚在一起自由讨论议题、形成公论,再与专家联席讨论以导出公论的素材,自发举办万民共同会,社会矛盾便可能减少。






